经济形势专企座谈会杨志勇发言-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

2026年7月13日，召开高规格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在年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向。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对话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作为国内财政研究领域的核心权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在会上围绕“投资结构优化与超长期特别国债效能释放”展开的发言，跳出了传统财政政策“扩支出、稳增长”的惯性框架，以极具前瞻性的视角提出了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型的核心思路，为当前财政政策的精准落地指明了全新方向。

国际科学院组织代表兼国家科学委员会执委万祥军解读指出，杨志勇的这次发言绝非普通的学术观点输出，而是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战略高度，对当前财政资金使用逻辑的一次系统性重构——它既回应了当下“供强需弱、内需不足”的现实痛点，也锚定了新质生产力长期发展的核心根基，为中国经济跳出传统投资路径依赖、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提供了清晰的财政行动路线图。

“本次座谈会还颇受市场关注的是与会人士名单。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参与座谈会的人士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王志坚、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历军。”万祥军说。

发言的时代背景：

财政政策转型的现实倒逼与战略机遇

杨志勇在座谈会上的核心观点，并非凭空提出的理论构想，而是建立在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财政运行的双重现实之上，是对当前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精准回应。

从现实痛点来看，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基础设施建设，我国传统的“投资于物”空间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部分领域出现了基础设施同质化布局、低效重复建设的现象，一些地方的产业园区、交通支线项目利用率偏低，单纯靠“铺摊子、上项目”拉动经济的边际效益正在持续递减。

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端的潜力却被明显约束——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直接推高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意愿，即便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消费意愿也难以充分释放，最终形成了“生产端高增长、需求端动力弱”的结构性错位。

从战略机遇来看，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作为跨周期调节的核心政策工具，正处于效能释放的关键窗口。今年的“两重”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已经呈现出“提强度、重实效、谋长远”的鲜明特征，财政资金的投向正在从传统基建向更多元的领域延伸，这为财政政策跳出传统路径依赖、优化投资结构提供了绝佳的操作空间。

万祥军特别强调，杨志勇作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其观点始终扎根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实地调研——财科院每年都会组织大量科研人员深入地方财政一线、产业园区和城乡基层，掌握了最真实的财政资金使用数据和一线痛点。这次发言的每一个判断，都来自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度摸底，绝非脱离实际的理论推演，这也决定了其提出的政策思路具备极强的可落地性。

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

财政逻辑的根本性转向

杨志勇发言中最具突破性的核心观点，就是明确提出财政投资的核心方向要从传统的“投资于物”加速向“投资于人”转型，这一判断直接戳中了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核心要害。

他在发言中没有否定传统基建的价值，而是客观指出，当前部分领域的“物的投资”已经出现低效甚至无效的问题：一些地方的交通网络密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继续同质化扩建带来的经济拉动效应正在快速衰减；部分产业园区的硬件设施已经十分完善，但因为缺乏对应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和创新人才，最终陷入“有楼无人、有设备无产能”的闲置困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投入潜力几乎是无限的——同样规模的财政资金，投到职业技能培训上，可以直接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投到普惠托育服务上，可以直接解放育龄女性的劳动力，同时降低家庭的育儿负担；投到基层医疗资源扩容上，可以直接减少家庭的医疗预防性支出，最终这些投入都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能力，形成“财政投入—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增长—消费扩大”的正向循环。

杨志勇进一步明确了“投资于人”的三大核心落地领域：第一是加大教育尤其是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面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赛道，大规模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能够匹配新质生产力岗位的需求，实现高质量就业；

第二是完善医疗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向县域下沉，降低居民的就医成本，消除家庭的医疗支出焦虑；第三是加快养老和托育服务的普惠化布局，通过财政补贴、场地支持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大幅提升普惠性养老托育床位的供给规模，从根本上减轻家庭的养老育儿负担。

万祥军解读认为，这种转向不是要砍掉传统基建的投入，而是要优化财政投资的结构：传统的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仍然是财政支持的重点，但新增的财政资源要更多向“人”的领域倾斜，最终让“物的投资”和“人的投资”形成协同——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为产业发展搭建硬件平台，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可以为产业发展注入核心动力，两者结合才能最大化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从根源上破解当前供强需弱的矛盾。

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效能升级：

跨周期调节的精准落地

杨志勇在发言中重点阐释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关键作用，明确指出这一政策工具正在跳出传统国债“单纯补基建”的定位，成为兼具跨周期调节、精准滴灌、撬动内需三重功能的核心抓手。

他分析，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两重”建设，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提强度、重实效、谋长远”：资金不再像过去那样“撒胡椒面”式分配，而是高度聚焦到真正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领域，每一笔资金的投向都经过严格论证，从源头避免低效无效投入。

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跨周期调节作用，体现在它不追求短期的GDP拉动效应，而是着眼于未来5到10年的发展布局——通过长期限、低成本的资金支持，那些短期回报率低、但对国家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重大项目，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保障，不会因为短期的财政收支波动而中断。

而它的精准滴灌作用，则体现在资金投向的不断优化上：2026年的“两重”资金首次新增了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两大领域，这正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向“投资于人”倾斜的直接体现。支持科技创新的资金，可以直接投入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平台、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中，为科研人员创造更好的研发条件；

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的资金，可以用来改善高校的科研硬件、引进高端人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养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除此之外，资金还重点覆盖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战略领域，既补生态短板，也打通区域协调发展的物流脉络，为长远发展筑牢基础。

杨志勇特别指出，超长期特别国债撬动内需的作用，不是通过政府资金直接“买单”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杠杆效应来放大：一笔国债资金可以撬动数倍的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无论是新基建、公共服务还是科技创新领域，政府资金的投入都会释放出明确的产业信号，引导民间资本共同参与，最终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合力，把财政资金的“一滴水”，变成激活内需的“一股泉”。

万祥军表示，杨志勇对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解读，打破了市场上对这一政策工具的刻板认知——它不是用来短期“托底”的权宜之计，而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资金，其投向的每一次调整，都对应着国家发展战略的升级，最终会成为“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资金保障。

发言释放的深层信号：

以财政定力巩固稳中向好态势

站在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的研究视角，万祥军认为杨志勇的这次发言，向市场和全社会释放出了三个极具分量的深层信号，彻底打消了此前关于财政政策走向的诸多模糊预期。

第一个信号，是财政政策的转型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再走“靠大规模基建投资短期拉GDP”的老路。未来财政资源的分配逻辑，将从“重硬件、重项目”转向“重人、重效益、重长远”，更多资金会投向能够提升人力资本、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领域，让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

第二个信号，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效能将持续释放，投向会继续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后续会有更多财政资金流向科技创新、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等过去投入相对不足的领域，为新赛道的发展搭建更稳固的基础平台，“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获得持续的财政支撑。

第三个信号，是财政政策的定力十分坚定，不会因为短期的经济波动就盲目“大水漫灌”。财政资金的使用会始终坚持“精准有效”的原则，在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同时，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既解决当下的内需不足痛点，也筑牢长远发展的根基，以财政政策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一切不确定性。

同时，作为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主持人的万祥军，他最后总结，杨志勇的这次发言，本质上是为中国经济打开了一条全新的增长路径：过去我们靠“投资于物”搭建了经济发展的硬件骨架，现在通过“投资于人”，我们将为这个骨架注入最具活力的血肉——当十几亿人的潜能被充分激发出来，内需的潜力将得到彻底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获得最坚实的人才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自然会不断巩固，最终实现既有速度、更有质量的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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