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幼儿园喂药报道采访后记 杨江：想象力跟不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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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算计，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候着你——我悲愤且无助地发现我们的孩子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险境。

之所以烙下这样阴暗的社会印象，与我从业这十二年以来的见闻有着直接的关联。2003年，我刚踏进新闻行业第一年，就发生了“大头娃娃”事件，一些孩子因此丧命，逃过一劫的那些孩子相比之下则很难说得上“幸运”，因为时至今日已成少年的他们仍饱受当年婴儿时期毒奶粉的漫长摧残，或智力障碍，或发育不良，凡此种种，当父母的无不痛苦不堪，但他们悲愤且无助，当年，该谴责的，舆论谴责了；该追责的，虽然不痛不痒，但也“下马”了一批。唯独这赔偿机制却没有跟上，事件草草地便结束了，冤有头，债无主，你让这些当农民的父母向谁去讨个说法。

其实，与孩子们所受的苦难相比，任何的“说法”都是轻飘的。与“大头娃娃”相似的结局也发生在后来的“三鹿奶粉”事件上，后者影响力更大，可谓食品领域的一场大地震，可，“三鹿”死了，对孩子们的算计并没有就此匿迹。

我在“三鹿”事件后，还曾调查曝光过华北一带的“假牛奶”现象，这些假冒伪劣产品算计的依然是孩子，所用的原料根本与奶无关，而是皮鞋的直系亲属——皮革水解蛋白。

当年，这篇报道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批示，大大小小的官员也下马了一批，可“假牛奶”并未因此绝迹。

我也曾以为食品的问题才是最严重的，但最近这几年“受教育”后才逐渐明白，对孩子们而言，那还不是最要命的。

这几年来的幼儿园丑闻，几乎每一起我都采访报道过，老实说，我宁愿不赚这笔稿费，因为每一次的采访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摧残，负能量不断积极，时至今日无法化解，以至于我照顾起自己的孩子来变得愈发的神经质。

二

回顾我所采访的那些幼儿园的丑闻，共通之处是它们通通发生在民营幼儿园，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准入门槛过低，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不堪重负，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趋利性，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管理混乱以及形同虚设的监管……

我给民营幼儿园下了一个“重病缠身”的早产儿的身份定义，是基于我对上述丑闻的梳理以及对中国学前教育现状的调研。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开始，我国学前教育至少在数量上呈现“国退民进”的态势，简单点说，就是幼儿园公办数量下降，民营数量剧增，这个“一退一进”又是发生在一个怎样的学前教育市场需求下呢？

在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容、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导致城市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学前教育需求激增。

在农村，随着青壮年的入城务工，以及学前教育概念的普遍提升，大量留守儿童被送至幼儿园。

这两个学前教育的市场需求形势还与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到来相对应，然而，各地各级政府历年来在学前教育市场的投入都是严重不足。

这里还有一个很严峻的变化——幼师职业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前期那样吃香，优秀的学生不再钟爱报考幼师专业，而优秀的幼师也在幼儿园留不长久。

在这样不断拉大的供求失衡下，民营幼儿园的大量新办甚至黑幼儿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

罪并不在“民营”本身，民营原本完全可以与公办相得益彰，问题是，民营幼儿园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准入门槛过低，一些不具备办学资质与条件的人可以轻松办幼儿园；民营幼儿园很难招聘到幼师正规军，更别说优秀的幼师了，招不到有资质的老师，往往就滥竽充数；由于上述两个因素，民营幼儿园在管理上的先天不足更为明显；民营幼儿园本质上是趋利的，无论在内部管理与外部竞争上都容易走入歧途。

在后天条件上，民营幼儿园也存在不足，那就是形同虚设的监管，由于监管不到位，民营幼儿园的上述先天不足便失去了制约，有了“演出”的机会。

以2011年的甘肃正宁“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事故为例，由于正宁县全县包括所有乡镇的公办幼儿园在近二十年内几乎全部改制为民营（我当时的调查印象是只剩下县城内的一所机关幼儿园还有另一所幼儿园依旧保持公办），大量的学前儿童被推向民营幼儿园，小博士幼儿园的董事长并没有一丝办学的经验，但却可以与周边的民营幼儿园进行大张旗鼓的恶性竞争，在车祸发生前，这所幼儿园已经严重超出办学负荷，由于招收了周边乡镇过多的生源，疲于奔命，终于酿成大祸。

再看后来发生的这一起起虐童事件以及幼童被遗忘校车以至活活闷死的事故，哪一起不是最终归于“临时工”，又有谁去追究这背后真正的责任主体？

民营幼儿园先天与后天的不足交织在一起，导致其负面性表现得更为肆无忌惮，尤其是趋利性根本没有节制。以去年发生在河北的幼儿园投毒案以及新近发生在云南的幼儿园投毒案，均与民营幼儿园的恶性竞争有直接关联。

我很遗憾地看到，每一次我们的孩子沦为牺牲品，受到伤害甚至戕害后，谴责、反思、追责都仅仅到涉事或者涉案幼儿园为止，并没有进一步延伸。

教训是惨痛的，但领悟是不足深刻的，悲剧就注定还会继续上演。

三

照理，作为常年关注幼儿园问题的“老记者”，我对幼儿园的问题算是有领教的，可我想到过幼儿园的无数种丑闻，唯独没有想到喂药这件事。

我最初接到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韵幼儿园常年给幼儿集体喂药的新闻线索时，家长们正求诉无门，他们愤怒、焦虑但却得不到任何来自幼儿园或政府部门正面的回应，以至于不少人情绪失控，或无助落泪，或酝酿堵路、静坐。

我同样很诧异这所幼儿园的用药动机，最初我也曾怀疑是否是与药物试验有关，但很快被自己的调查推翻，因为“病毒灵”这种药物已经生产使用了几十年，对这种药物的功效以及毒副作用，国际医学界早有定论，没必要再做人体试验。

那么会不会是医药回扣有关？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我调查发现100片的售价不过1.5元。

但调查到“出勤率”这一点上，动机便浮出水面了，因为这是一所民营幼儿园，因为趋利性，因为幼儿园的收益、老师与保育人员的收入与幼儿的出勤率直接挂钩。

我的第一篇报道以《陕西宋基会幼儿园集体喂药丑闻》为题，首次以大篇幅曝光了此事。

这篇报道还以大量且详实的案例披露了幼儿被长期喂食处方药“病毒灵”的后果——头晕、肚痛、便秘、皮肤瘙痒、盗汗、男童下身红肿、女童下身分泌物增多等。

在这篇报道中，我通过调查指向这所幼儿园的喂药时间最早可追溯至2008年——这所幼儿园开办后不久。

我当时最大的疑惑是给孩子喂“病毒灵”会不会是一个行业潜规则，又是怎样的监管漏洞导致了这样的“潜规则”。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幼儿园被发现存在违法喂药问题——同属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的鸿基新城幼儿园、吉林芳林幼儿园以及湖北宜昌馨港幼儿园……

3个省份，7所幼儿园，“被吃药”的儿童总数至少2000名，问题不可谓不严重，虽然并不足以表明这是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或者说这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但这些事实已经足够引发我们的担忧了。

梳理这些案件，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像我前面提及的，他们都是民营幼儿园，用的都是病毒灵，为的都是出勤率背后的收益。

我还发现，这些幼儿园先天与后天上的不足与出过大事的“小博士”等等如出一辙——幼师队伍资质不足，保健医生无证上岗，集体的良知泯灭，而监管部门也是“事前无他，事后有他”。

还不止于此，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的办学过程有必要进一步追查，尤其是与他们所挂靠的单位——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利益勾结？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理清。

事实上，为了竞争，民营幼儿园通常喜欢傍大款，比如挂靠某个实力派机构，比如挂靠某个名人，其目的最终多是为了方便招生，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这些学校的学费在当地都不菲。

四

新闻专业领域这些年越来越推崇所谓的“零度报道”，但我认为新闻绝不是冷冰冰的产品，“零度理论”不可照搬，新闻也不是不可以持有立场，有立场并不代表不客观。

拿“被吃药”这件事来说，违规给幼儿集体喂食处方药于法不容、于理不容、于情不容，是非鲜明，媒体不必刻意伪装中立。我个人认为媒体在用药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当然，在事实层面的表现手法上还是“事实最具说服力”。

我的第一篇报道《陕西宋基会幼儿园集体喂药丑闻》发表在这个新闻的第一时间点，这篇报道当时主要承载的功能是披露事实，因此作为文章的作者，我个人的态度必须克制，全文以中立的笔法，通过大量详实的案例与调查依据披露“涉嫌集体喂药”这件事。

但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新闻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喂药”已经坐实，更多的黑幕被挖出，还有一些问题必须得到深究，此时，态度便可以跃然纸上，我的第二篇《九问“药儿园”》便基于这样的考虑。

当然，在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上，尤其是毒副作用与官民两种体检结果的争议，媒体必须贯彻专业主义的要求，客观中立体现在报道要用具体的案例而不是态度，去呈现毒副作用与体检的争议。

《九问“药儿园”》一连追问了九个问题，从“药儿园”本身，到民营幼儿园的种种问题，再到背后的渊源，层层递进，刨根问题，刨到了祖坟上，很有气势，但说实在的，那么多媒体都在集体追问，问得很痛快，可追问到底会不会得到回答？我自己都没有信心。

新闻是一个易逝品，“药儿园”的新闻关注度也趋冷，追问再有力，也许也是空洞的，孩子们的处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不能得到一点改变?

别想，也别猜，因为想象力永远跟不上现实。（作者系新民周刊记者）

陕西幼儿园喂药报道采访后记 杨江：想象力跟不上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