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 南香红 陈丰：特稿二辨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当记者许多年，也一直在写所谓的特稿，但我一直在说，其实我真不知道什么叫特稿。

甄别一篇报道是不是特稿的时候，普利策特稿奖的那句“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的获奖特质外，特稿更加注重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似乎给出了非常准确的诠释。

最近，我总是面临“考验”，年青的热情于特稿写作的记者，洋洋洒洒数千上万字，让我看看他们的特稿。说实话，每当这个时候，我常常犯晕。面对一篇具体的稿子，原来纸上清晰标准立刻变得模糊起来，什么是特稿？为什么这篇是而另一篇就不是？文学性？创造性？它的内涵、外延、边界又在哪里？

140个字的信息传播时代，万字的稿件，除非已经有一种阅读的心理期许，或者稿件有惊人的吸引力，否则是难以让人从头到尾读下去的。谁会因为某篇稿子是特稿，就特别对待，强打精神去阅读呢？

特稿是一种选择

这里包涵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新闻可以成为特稿？或者，同样的新闻，在你的笔下呈现的是特稿，而在别人那里可能就不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这个新闻，你为什么要用特稿这种方式来写作？特稿会让这个新闻变得有什么不同吗？

先说我为什么要用特稿这种方式来写作。我惧怕新闻的速死性，想我从业那么多年，每年写那么多的东西，有多少留下来了？所以我想写一些放一段时间还能看得下去的东西，我想在速死的新闻中发现点永恒的东西。以新闻的短暂挑战恒久。

或许是特稿这种方式可以给人以更大的空间，让人去延展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它有足够的尺幅，可以让你去展开文字，也有足够的沉静，让你去深入探究一个问题。

但是，特稿的特质又是什么呢？

一些新闻事实，如地摊上分堆卖菜一般，这一堆是萝卜，是可以写成特稿的，那一堆是白菜，它们是再怎么整也不能整成特稿的，这种判断往往是一种感觉。但凭什么这么分类？界线在那里？

特稿首先得是一个好故事。

好故事应该包涵了具有戏剧性、冲突性、独特性、唯一性等要素，但特稿最主要的要素我认为应该是延展性和复杂性。或者这个故事并不具有爆炸性的、冲击力的要素，它只是安静的、常态的，但它的却有足够的深度、广度和复杂度，它就有了特稿的特质。它的安静的表面下包涵了一些本质的和长久的东西，就像是一座有绵长矿脉的金矿，虽然一时一地的储量并不丰厚，但它给了你足够的开掘空间，这就是特稿需要的。

好特稿故事的戏剧性、冲突性可以以戏剧来做一个借鉴。戏剧尤其是舞台剧最重要的是情节饱含了冲突，冲突要一波波一环环引向最高潮，在一个点上爆发，不可收拾，无路可走，最后轰然而解。冲突的强烈程度，是衡量戏剧是否成功的标尺。

如果我们细心体察，就会发现，戏剧强调显性的冲突（为了轰轰烈烈的舞台效果）。但好的、高明的戏剧冲突，一定还有一个隐性冲突在。这个冲突是巨大的，不可收拾的，它指向社会或者生命的终极矛盾，激烈冲撞而又完全无解，正如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哈姆莱特的生存还是死亡，最终指向的是命运——人类根本性的、人力无法控制和化解的悲剧力量。

新闻和戏剧非常相似，新闻的冲突也是显著性的。没有冲突的事件，不能说是新闻。新闻和戏剧一样，同样也存在着隐性的冲突，这种冲突需要作者有慧眼去发现和挖掘。

面对一个新闻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新闻人用本能来判断就不会错到哪里去，比如这件事是否奇，是否险，是否独特，是否包涵着诱人的魅力，一个新闻人应该随时对此保持着敏感，这是一种职业本能。

但这些往往是普通新闻就可以传达的东西，特稿，就不能止于此。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需要记者用沉静的眼光来观察这个迅速变动的世界，需要记者用多维视角来认识这个复杂纠葛的世界，需要记者以人文的态度理解这个充满活力和欲望的世界，同时也需要记者以细腻的笔触来描摹和表述这个纷繁的世界，需要记者在诸多的传播渠道中以简单而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传达这个复杂的世界。

特稿的选择，是一个记者理解世界的方式的选择，是一个记者对新闻的解读方式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呈现方式的选择。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流浪者，他总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游走，那里有新闻他就去了那里。特稿记者需要在新闻的事实里找到另外的一些什么东西，这一件和那一件新闻，它们彼此没有什么干系，但在深层或许你会找到一些共有的特质，我把它们叫做新闻的“永恒要素”。

有人说，南香红，你怎么能把野马这样一种动物当做新闻来写，而且把一匹马写得这么有灵性。我不知道，我想马本身就是有灵性的，马伴随了人类上升的全部过程，马给人飞翔的翅膀。这些也是新闻，它虽然不是显性的，但也是新闻的一部分，正因为马的高贵的灵魂才让读者有了更多的联想和共鸣，而很多报道野马的记者可能忽略了它。生命与死亡，生命的高贵与尊严，而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应该尊重它们。

如果说，新闻的“永恒要素”是什么可以进行一点归纳总结的话（事实上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归类和界定），那么也许是特稿不仅要关注新闻当中那些显性的冲突，更要关注、发现、挖掘新闻当中的那些隐性的、根本的冲突。

比如，我们写一个新闻人物，这个人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的经历符合了新闻戏剧性、冲突性、独特性、唯一性等要素，但仅仅写出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要找出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我们都被教导要抓住人物性格的冲突，人物内里的、来自他本身的冲突，即所谓的命运冲突，才是一切的根源。能够展现这种冲突，或许是特稿写作的最高境界，而这种冲突不像事件冲突那样，它往往是隐性的，有时候甚至很难找到它和事件冲突之间的关系。

举原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特稿《举重冠军之死》为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举重冠军才力的死亡可以说是一个好故事，“它的故事元素的确很饱满，有冠军、有猝死、有贫困、有孤独，使我的工作变得非常简单”。但是，在采访中李海鹏并没有限于此。李海鹏在采访手记中写到：“在一次和才力母亲的交谈中，才力的母亲则一直在说话，我不得不经常性地打断她，把话题从她儿子的童年小事拉回到成年后的人生起伏上来。

她似乎不理解我为什么要问很多细节性的事情，但是很显然，那正是她想倾诉的。伴随着激烈的手势，她详细地讲述了才力的最后几年的生活，对最后一天下午的回忆则详细到每个细节。”李海鹏认为这次采访有意外收获：才力贫困的父母一直资助才力，包括电冰箱、药品和应急的现金等；才力无论是在自己的家，还是在父母家，都感到惭愧。

“我得出的结论是，才力是个忍让而含糊的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个人命运完全听凭外部世界的安排。”这个发现，对于认识才力这个人是重要的，它是开启这个人物的在当下社会和制度中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关节。

我曾经仔细琢磨过《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性格逻辑。现在想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的一些篇什，当是可以看成“具有高度文学性和创造性”的特稿的。

《淮阴侯列传》一共用 7500多字来写韩信一生。在整个篇幅中，难以让人相信的是对于韩信一生赫赫战功，司马迁仅仅用了 1000个字。按理来讲，这才是韩信故事的骨干。那么大量的笔墨用在什么地方？一是韩信潦倒贫困期的描写，3390字，二是众人劝韩信自立为王，2100字。

韩信流浪市井一事无成的 3390字中，作者写了：寄食亭长、漂母赠食、胯下之辱、投靠项羽、叛投刘邦、萧河夜追等，极尽渲染韩信的命运起伏。我们会觉得奇怪，这些小故事是那么的脍炙人口，流传久远，而韩信的战功反而不大能够赢得。

如果这一段安排还能理解的话，那么用2100字来写众人劝韩信谋反，却不大好理解。

韩信之死，正是他的性格使然。对楚汉时局有大洞察的人，给韩信指出了一条自立为王的路，在韩信一只脚踏楚，楚得天下，一只脚踏汉，汉得天下的关键而敏感时刻，需要大决断、大谋略；在一个乱世群枭撕扯争天下的时代，需要权谋和残忍。而韩此时想的只是汉王在他最困苦的时候“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不忍背之”。在大选择面前，韩信一反往昔大战中勇毅果敢，有些婆婆妈妈，在天下和报恩之间，他犹豫不决。

正因为这样，韩信内里的性格和时代的大冲突展开了。韩信的悲剧命运实际上在他当年向寄食的漂母的承诺富贵之后如何回报时已经决定了。后面韩信丧失时机，走投无路，不得不反，被吕后所杀等等情节只是顺理成章的事。一代英豪，竟然死于妇人之手也就成了旷世之叹。有了这样深层次的人物性格开掘，才使得韩信的形象“立”了起来——这是韩信，而不是别人，这个悲剧自然也是韩信式的悲剧。这黄金般的 2100字中，饱含了司马迁对韩信所独有的洞察、发现、判断和认识，以及深深的惋惜与同情。

洞察与发现，在今天信息爆发而杂乱的时代，尤其重要，它圈出一块领地，将新闻深层解读和重新发现交给有较高专业水准的人士，这不是一般爆料和发消息的自媒体人所轻易而能为的。这也是特稿（或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存在的根底。特稿是最需要对有新闻洞察与发现的文体，这也考验一篇特稿是否成功的关键。

《华尔街日报》特写和人物专稿方面的资深记者威廉·布鲁德尔提示同行，写稿无外乎是：第一步，引诱我，你这个家伙；第二步：告诉我你在干什么？这篇报道到底说了什么？其实，写任何稿子都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特别是你到底在稿子里想说什么，是需要仔细思量的。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特稿不仅仅意味着好故事元素和更细致的开掘及写作，而是它观察事物的角度，它所追寻的内目标。

日常报道记者有时候是扑向新闻的一团火，特稿记者就像是在穿越一条隧道，前方只有很微弱的亮光，特稿记者心里明白只有耐住性子，不断向那开掘，才能寻找到光明。

高度的文学性与其边界

在“现实比虚构更精彩”的今日中国，特稿的意义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非凡的。它让记者的作品有机会和文学比肩，甚至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读者、更大的信任和尊重。

但是，中国一向缺乏非虚构写作的传统。

中国的报告文学曾经一度风行，“可是报告文学有两个弱点，一是它不够真实客观，二是它的文学性是很差劲的文学性”。或许李海鹏的这个判断，正说明了报告文学到现在本应该有作为的时候，却一路衰弱到几乎找不见了的原因。但另一个现实是，特稿——这种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样式也没有茁壮生长起来，中国的报刊上很多都在说他们做特稿，但那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特稿：要么还是新闻的加长加大版，要么已经走到“很差劲的文学”虚构加煽情的路上去了。

在中国不是没有非虚构的特稿写作的探索，从中国青年报《冰点》的第一篇报道《北京最后的粪桶》，到南方周末的特稿版，都曾一度引领风骚，但不能不说，特稿实践总是如深夜行车，能看到仅仅是车前大灯所能照亮的距离，至于理论的把握、定位、界定等等无从谈起。而环境的变化又使这原本微弱的光亮时明时灭。

美国新新闻的尝试，曾经把新闻搞得很离谱。其代表人物汤姆·伍尔夫的代表作《桔片样的糖果色流线型娃娃》是一篇长达 49页的意识流，而一篇纽约格林威治村女子监狱的报道，开头就使用了 40个“啊——”。但这种被传统新闻指责为“华而不实”的新新闻，却极度地开拓了人们通过阅读了解 1960－1970年代美国纷乱的空间——越战、垮掉的一代。而新新闻尽管一度滥觞，但守住了一切技巧都可使用，但事实绝不能编造的底线，而最终成就了普利策特稿奖项。

阅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会委员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着实可以感受到非虚构写作的威力与魅力。

这是一本纪录日本在原子弹的毁灭里如何重生的书，尽管这样的书多如牛毛，但约翰·W·道尔的这本书却获得了 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2000年普立策非虚构作品奖。书中所有的材料均来自于采访，这种采访可能是当事人、亲历者、研究者、档案馆的档案、文件、书信，资料馆当时的报纸、传单……细碎散乱的历史细节被一点点小心地捡拾起来，又按照事情本原的逻辑串连起来。每一个观点后面都有大量的事实作为支撑，每一章单独拆开来读，都是一篇绝佳的特稿。

1945年 8月 15日，正午前的一刻。此后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被遗忘。相原悠当时 28岁，是静冈县郊区一个农民的妻子。……她当时正在户外劳作，一个报信的人从村里飞奔而来。他呼喊着天皇将会在正午时进行“玉音放送”，就跑开了。

与这个消息相比，即使是敌国美利坚陆沉到海底的新闻，也不会更令人震惊了。天皇要讲话啦！自从继承天皇之位以来的二十年间，裕仁天皇从未直接向他所有的臣民们发过言……

半个世纪之后，相原仍然能够忆起每一个细节。她飞快地跑回村，不断地默念着《教育敕语》中的一句话，这是每个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每天背诵、牢记在心的。“一旦危机来临”《敕语》上说，“你们就要义勇地为祖国献身”。她清楚国家的局势危在旦夕，只能想象着天皇将会激励每一个日本人，尽更大的努力来支持这场战争——实际上，也就是准备战斗到死。

村民们已经聚拢在地方上唯一的一台收音机前，这台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家电台那个唯一的频道，接收质量很差。天皇的讲话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讲话的内容也让人难以理解。天皇的声调很高，口气拘谨而不自然。他没有用日常的口语，而是用一种非常正式的语言，时不时夹杂着典雅的古语。相原正在人群中跟其他人交换困惑的眼神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个新近因为东京轰炸才迁来此地的男人的自言自语。“这就是说，”那人喃喃道，“日本战败了。”

相原觉得所有的力气都从她的身体里流失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匍匐在地。在她身边受到打击的其他人，也都躺倒在地——她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天皇的声音消失了，但是收音机还在继续嗡嗡作响。一位播音员正在播音。他的一句话深深地烙在了相原的脑海中，使她终生难忘：“日本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并被准许遣返归国。”

如今许多写特稿的中国记者，差不多都学会了用描写一个场景的办法来开始他们的故事。但是，你很难确定这场景惟妙惟肖的细节，这声景里的人物，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夸张或者虚构的。

阅读《拥抱战败》的注释，你会得到确信，这一段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自从继承天皇之位以来的二十年间，裕仁天皇从未直接向他所有的臣民们发过言”。作者注释道：1928年一次阅兵式上的事故，曾导致天皇的声音在广播中漏出去，但那不是正式的发言；“一种非常正式的语言，时不时夹杂着典雅的古语”的玉音，是日本政界上下包括天皇本人的经过反复琢磨和推敲“政治语言”，其包涵极复杂的心理和足以造成事后关于日本“战败宣言”的含糊不清；“匍匐在地”听玉音，垮掉了的感觉、昏死过去，不仅仅只有这个叫相原悠的农民的妻子，而是当时日本民众的普遍遭遇……

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凭空而来，细节让故事可读，让历史可感觉，但细节并不是越多越好，细节的运用精准巧妙，是一个写作者成熟的标志之一，但至少在特稿和非虚构写作中，这些细节都是可考的、真实的。

新闻到底是采访出来的，还是写出来的？采访和写作在新闻的实操中会占多大的比例？或许教科书上会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复，但我更愿意说，新闻是采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这一点我想会有很多的认同，但对特稿，多数人会认为特稿是写出来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特稿写得真好，而不会听到采得真好。

特稿的采访被忽略必然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不会有好特稿被写出来。

特稿的采访绝不一种偶遇式的采访，它应该是事先被计划被谋略的。而且还应该强调它应该是多维度的采访。

特稿的采访不仅仅是现场的，记者必须把自己的眼光放在一个广泛的区域里进行搜集。这个范围可能纵向深入到历史深处，横向旁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信息。并且在时间的纵轴上，它可能还是一种长久的持续的关注观察和思考。这就是长时间大背景的大区域的关注。一般的新闻可能是从事件发现出发，向未来的维度里寻找，而特稿还必须向历史的维度开掘，向未来的反方向寻找；一般的新闻可能更多地把眼光集中在这件新闻本身，而特稿可能就要兼顾左右，在看起来不着边际没有多大的关系的事件里发现。所以特稿的采访必须是多维度的。特稿需要再现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是特稿应该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的。

举例来说，一般的限时新闻可能是现实层面，随新闻变动之波而动，特稿就需要升上去俯瞰，沉下去打捞。特稿记者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就是每当做完一篇稿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准专家。而一个优秀的专家型记者，一生通常只能通达一两个领域，对某个领域开掘的宽度和广度，意味着这个记者的学习和钻研能力，也意味着这个记者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这就是所谓的“大记者”、“隐藏在记者中的作家”。新华社记者王军就是这样一位在城市规划和保护方面的专家型记者，他的纪实作品《城记》，代表的就是他的高度。

新闻有时候是成长着的，特稿记者的采访需要陪伴着新闻的成长过程，成为它的每个关键过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当新闻长大成熟的那一天，特稿也就完成了。

一个记者很难在短时间里洞悉他所面临的复杂事物的所有奥义，这里有知识储备的欠缺，也有事实的过于复杂和被掩盖，也有新闻的变化与成长。比如，我在做《南池子之劫》的时候并不能完全明白保护区的这种拆迁对于整个北京意味着什么。当我有了纵向历史感，知道了北京城自解放以来拆与保的公案；继而把眼光放得更远，了解了北京城 800年历史后，看现实的眼光就一下子变得清晰；然后再将眼光放在世界都城的维度关照北京，又是一番豁然开朗，再进一步探索北京的未来，得出的结论就更加准确。

特稿不是不需要“写”的能力。在所有的新闻里，特稿对表达的要求是最高的。

特稿的文采是真实下的文采。

新闻稿有三个境界：传达、顺畅地传达、优美地传达。通常来讲新闻能做到传达和顺畅地传达已经是合格以上，而优美地传达则是比较高的要求。特稿，作为要求高度创造性的新闻写作，当然是最需要文采的了。

记者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新闻事实和大众之间的传递关系，这就决定了记者的两个基本职责：调查还原事实，精彩传达事实。

在真实的边界里，特稿可以动用一切手法：小说的情节之曲折，戏剧的冲突之激烈，诗歌的动词诗眼之灵动，舞蹈、音乐等的艺术语言，甚至数学、逻辑之冷峻，无所不可拿来一用，只要用得妥帖而又没有越过真实的边界。

至于如何谋章布局，如何运用描写，什么样的细节才是特稿的好细节，如何渲染气氛、还原场景，如何制造悬念等等，只有对特稿的一些本原问题能够认清并体会到其中三昧时，这些属于特稿之技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作者南香红系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陈丰系新疆日报记者）

注重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 南香红 陈丰：特稿二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