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次窥探人心的尝试 《传销新“圣地”》系列报道采写手记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类比于调查，我更愿意将《传销新“圣地”》系列报道（见《南方周末》2012年 11月 22日头版、二版、八版）理解为对日常生活之外灰色地带的观察，是一次窥探人心的尝试。在此期间，这个由谎言建构起来的世界向我展示其模仿并复制真实世界玩法的能力，将一个个普通人吞噬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更令我惊骇的是见识了人性在谎言里变得扭曲、丑陋，最终将良知灵魂奉与魔鬼的过程。

一

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呈现在之后刊发的报道中。主稿《传销新“圣地”》着重介绍了传销行业谎言系统的建立及其体系内部的光怪陆离，《一个贺兰，两个世界》则描绘一个沦陷于传销的城市的情状。而对于传销组织如何运作、怎样将一个人洗脑、政府为何打击无力等问题，报道选择了轻轻带过。

对于采访者本身而言，这种取舍意味着极大的痛苦，因为每一方面的信息都得来不易。相信很多记者都有着跟我一样的困扰，都想把所有采访所得都堆进稿子，端出一锅“大杂烩”给读者，心想这是为了让他们吃得丰盛。但就读者的脾性而言，条分缕析、简单明快的信息才是美味。力求全面，却常常与读者习惯南辕北辙，这是应该忌讳的。

幸好，传销作为一个比较陈旧新闻题材的属性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其陈旧，所以报道中对于大家所知晓的信息则少有提及，更专注于介绍这个系统“新”的方面。显然，相比于传销的骗术，其内部新的组织结构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对多数读者而言仍是陌生的。这让写作变得清晰起来，即挑拣那些新事物来写。

困难不仅在此。虽然有新事物，但如果就是传销行业本身，这个线索也许并不值得《南方周末》来大书特书。既然要写，编辑和我在心里都憋着说点儿什么的想法。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聚集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传销组织，他们不聚众授课，也不限制人身自由。在这里，传销人员们已经完成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通过结合国家政策、截取领导人讲话衍生出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从而完成对成员思想上的控制。

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这里的传销组织宣扬仇富爱国、和谐共赢，利用假的红头文件与《新闻联播》来宣教，拉来了公务人员为体系“护法”满足人们崇拜权力的欲望，建立“党组织”寻求安全感。贺兰县的传销上层人员通过对现实社会运行范式亦步亦趋的模仿，精心地构筑起这个谎言帝国，换句话说，贺兰县的传销组织更像是我们所处现实社会的微缩集纳版。对于以“读懂中国”为宗旨的报纸而言，贺兰的传销组织是只不错的“麻雀”。

所以，从一开始报道的野心就是想操作出一篇向《系统》致敬的文章。

编辑和我都被一种强大的使命感所鼓舞，以至于我们都忽视了本文的作者并非写下《系统》的那位前辈。这就像让一个内功不足的初级习武者去修习某门高深武学，在武侠故事中这类尝试的结果常不怎么好。

所以，这其中更多的意义是之于我自身的，整个过程我如同电影《少年 PI的奇幻漂流》中的派一样经历一个异次元世界的奇幻旅程，在一个陈旧的故事里挑拣并发现令人恐惧的真实。

二

报道最终能够写出发表，需要特别感谢我的实习生习宜豪同学。作为第七届南都奖学金一等奖得主，这个大四的学生对底层社会有着长期的关注。此前的实习中，他接触到不少在贺兰搞传销的受害人，来实习后，他将这个题目报给编辑。

在准备采访的过程中，我看了一些南派传销的资料，并联系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等人介绍一些全国传销蔓延形势的知识。11月 2日，我就与习宜豪两人到了郑州会合，开始寻找线索。我们的想法是，从受害人入手找故事，顺藤摸瓜进入传销组织内部进行调查。要进入传销组织并不容易，必须得熟识可靠的人介绍。被骗至贺兰县搞传销的 8成都是河南人，这是选择从河南开始的原因。

很快，一个名为楚广召的大学生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个24岁的年轻人，曾两度前往贺兰县解救深陷传销的父母，家庭关系也因此闹僵。当时他正读大四，父亲断绝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怀着凄怆绝望的心情，他加入传销组织，希望借此解救出父母，并拿回家中被骗的近 20万元钱。

后来经过取舍，关于他的采访并没有出现在稿子中，但他对我们介绍了大量贺兰县及其中传销组织的情况，这为我们后来的采访提供了便利，避免了弯路。而更多的受害人则令我们感到迷茫，来自农村的他们都很难表达出完整的故事，甚至都说不清自己是怎样就进去了，只是在我们的面前一遍遍重复：我被骗了。

前期准备让我和宜豪的底气足了一些。坐了近 30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宁夏银川，而贺兰县距银川只有 10公里路程。在我们的设想中，这个西北的小县城很小，大量的传销人员的存在会使得这里充满了传销的印记，作为两个陌生人出现会很容易被发现，不利于采访。所以先在银川住下，然后前往县城打探。

事实上，贺兰县城比我所见许多中东部的城市更要整洁靓丽，整个县城的规模也偏大。而这里的传销组织，因为有着长期与打击传销人员周旋的经验，他们已经发展出详尽的内部规定，类似于不得 5人以上成群出现、不得随意接触外人、不高声喧哗等等。这些规定抹去了传销的痕迹，让他们无声息地潜藏于这座城市。

必须立即改变采访的方式。我们同编辑商量，让宜豪打入传销组织近距离观察，他是河南人便于与传销人员沟通，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帮助的一位女士的弟弟是传销组织的上层人员（即报道的主人公蔡志远）。这不仅能通过蔡志远观察整个体系，他的安全也有了一定保障。而我则在外面策应习宜豪，一旦有紧急情况立马报警，并带人前往将习宜豪安全带出来。

为了采访顺利进行，我准备把对政府机关的采访放到最后。后来发现，西北的官员都十分淳朴，当你走进他们办公室后，他们仍然会同你聊一会儿。空余的大量时间，我则去贺兰县城欣兰广场和太阳城小区等传销人员聚集地去“扫街”。清洁工、小贩、租房中介、小学生都成为我采访的对象，我像一个初来的外地人一样，有一搭没一搭跟他们聊着家常。在这些过程中，我对贺兰县城的了解丰富了起来，这些本地人给我指出了传销人员留下的“马脚”。贺兰县被分裂成两个世界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

走街串巷的过程里，我发现这个城市的租房广告多得离谱，而这正是理解传销组织存在的关键。在太阳城小区的水果摊贩前，一个老头忽然问我：你加入组织没？这句“黑话”给我的震撼到现在我仍然记得。此后我又常来这里买水果，同这些有着“地下”身份的人们搭讪。那阵子因为吃了太多橘子，我嘴巴都上火了。

三

稿件刊发之后，不少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不明白为何那么多人都识不破传销的谎言。

楚广召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提示了我。这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是怀着“解救父母”这个目标加入传销组织的，他非常清晰地了解这其中的骗人把戏。加入组织后不久，他就两次将自己高中同学带到贺兰考察，希望他们“出钱投资”。在他平静的描述中，我感到一种惊心动魄的恐怖，这个痛恨传销的大学生转化成为一个作恶者是如此的自然，而此刻教育、良知都被抛开一边。楚广召说当时他一直在内心骗自己，是希望同学也能挣到钱。

“那些知道谎言的人，并不一定会戳破谎言。”楚广召道破了传销谎言一直有吸引力的原因，他说那些知道谎言的人他们可以继续用这个谎言牟利。他说自己在其中最大的发现，乃是人性的幽暗深不见底，而不幸的是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在坦陈这一切时，平静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

事后证明，编辑杨继斌为我们制定的这种采访策略是有成效的。宜豪获得了大量传销组织的内幕，足以展现一个黑暗世界的运行状况，而我在外部的采访也足以描绘一座县城的撕裂，并证实“传销组织有党组织”等有关内容。

而拼贴起来，这就是一个谎言的极权系统，每个参与者都是奴隶，是这架“吞钱机器”的一部分。贺兰县传销组织所构筑的谎言迷宫，将难以计数的人哄骗离家乡，跨越过黄土高原和黄河来到西北腹地，在一个精心编制的“淘金”谎言中慷慨解囊，为“体系”所引诱抛出的“胡萝卜”诱引，成为盲目前行的“驴子”。 一颗颗聪明头颅在高强度的系统洗脑中化为一滩血肉。

谎言之后，仍然有一千个谎言在等待。就算是遇到政府打击或者媒体报道，传销组织也有说法可以解释，他们将这一切命名为“宏观调控”。“是国家和媒体在监测我们，让我们淘汰一些不合格的成员，是为了组织更长远的发展”。

而比这种逻辑自洽的谎言更让人恐惧的是，传销参与者们的自我规训和自我暗示。楚广召曾听到新闻播报了一封表扬“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政府项目，安排应届高校毕业生前往西部政府机构服务）的信后，他激动地想到这真是表扬自己，因为自己也是来西部的一分子。这令他原本坚定的内心也一度动摇。

11月 21日报道刊发之后，传销组织的头目们曾致电宜豪，痛斥他不讲情义报道了他们的“生意”。宜豪告诉我，这些人的愤怒令他有些尴尬，情急之下他辩解说自己是媒体派来“调控”他们的。之后，他听到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

在为他机智的回答雷倒的同时，我也感到悲哀。一瞬间，灰色奇幻世界的一切就这么陡然和现实混作一团，真假难辨了。（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是一次窥探人心的尝试 《传销新“圣地”》系列报道采写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