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连续曝出老人自杀事件 张少杰：《“睡棺材”》采访手记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5月，安庆连续曝出老人自杀事件。一些高龄的农村老人，在火葬改革大限来临前，纷纷自杀。他们素昧平生、死法各异，目的惊人一致，为了“睡棺材”。死者数量，并无官方数据。但媒体至少确认了10起自杀事件，更多的案例，尚未广泛传播。

殡葬改革，改革的仅是葬礼？

——《“睡棺材”》报道采访手记

虽难以穷尽所有悲剧，但这足以让旁观者触目惊心。几经辗转，我来到安庆市桐城县，随便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都会告诉你，哪些镇有自杀老人的传闻。

这一事件的悲剧性在于：自杀，居然是这些老人实现夙愿的方式。

在安庆，土葬的传统习俗延续千百年，村民极为重视葬礼；而殡葬改革古已有之，安庆官方措辞激烈，言之凿凿。双方都有其各自运转逻辑与合理性。殡葬改革，触及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必然会产生摩擦。但在安庆，老人们以命抗拒，摩擦产生的火花过大，代价过于惨烈。

历史上，许多革新，都有殉道者和改革者。某种程度上，这些自杀的老人，恰像一个个旧时代的殉道者，死于改革的前夜。

将死者一味悲情化，并不可取。死亡背后，更应探讨安庆的殡葬改革本身。殡葬改革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摩擦？如放宽殡改的时间表，自杀事件是否可以完全避免？最后，这场殡葬改革，改革的仅仅是葬礼吗？

桐城县的文庙，大殿供奉着孔子，香火绵延至今。一群合肥来的大学生顶着细雨来此参观，守门的保安语气自豪，充起解说员，讲述该县历史。

桐城县文脉深厚，明清两代，从这里走出的文人和官员，影响遍布全国。这是安徽省保存最完整的文庙，据说，之所以能在文革时期保存完好，因为当时县领导力主政府在此办公，以此逃过劫难。

当年力主保护文庙，延续传统文脉的政府官员，现在已经少见。文庙右转，几十米外就是殡改办，大门口贴着殡葬改革的通知，措辞严厉，几个“不准”、“一律”，读起来心惊肉跳。

这次改革，时间颇为仓促。上述通知是3月25日下发，安庆多数郊县，6月1日后死者必须火化。

安庆的土葬习俗延续千百年，葬礼的意义比一般地区更重要，而改变这个风俗，官方规定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政府都做了什么？

登门采访，县殡改办的一排办公室里，有个办公室名为“宣传组”，负责“向下宣传”，听上去还不错。

我问，宣传组到底怎么跟普通村民进行宣传？对方答，主要是宣传车进村广播，发放手册等。

办公室里，看到桐城县的一份报纸，殡改之后，报纸上隔三差五会登几篇支持殡改的小文章，文章多讲述哪个村老人主动砸烂棺材支持火葬的故事。实话说，很难读下去。叙事生硬、故事干瘪，带着一股学生作文的味道。这种旧式的文宣动员方式，实在落后、低效。

当然，更直接的动员，要靠各村的村委会。一个村干部说，接到上级通知后，村里连开三个会。他认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事实是，接受采访时，该村很多老人表示，棺材虽然上交，但内心并不情愿。

仅有两个月的实施时间（公文层层传达到基层，实际时间更短），也给基层干部出了个难题。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村里的老人进行拉拢和各个击破。而这正是许多地区殡改时，常见的形成策略。

如果是一项普通的新政策，虽然政府并没有过多策略和技巧，但仍能强制推行。但殡葬改革不同以往，按照安庆市民政局的说法，殡葬改革是“一项触及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思想道德等多层面的深刻变革。”

改革仓促启动后，政府机构以其固有的惯性和傲慢向前运转。面对这个“深刻变革”，官方似乎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通过技术性操作，减少阻力。自杀事件曝光后，一位民政局官员还坚持对我说，改革推进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问题”。

20世纪，安庆出了两个名人，陈独秀和海子。他们的家乡离桐城县只有几十公里之遥。前者创立《新青年》，学者孙郁评价其文风“迅猛激越，有刚烈之风”。后者是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是“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

有人对我说：“陈独秀和海子的性格，就是安庆人的性格。”

安庆人的性格，有壮怀激烈的一面。当殡葬改革损害了他们所珍视的传统，反抗不可避免。

安庆一带，多重视土葬，许多人年纪到了五六十岁后，开始买棺材，拍遗照，为办好自己的葬礼做准备。

实际上，中国历史不同时期，选择火葬还是土葬，几经交替反复。

秦汉前，焚尸是最严厉的刑法之一，东汉后，佛教思想开始盛行，受其影响火葬开始流行；唐宋时期，抑佛尊儒，火葬习俗被官方禁止，但民间禁而不止。

目前的土葬习俗，多从明初起开始奠基，延续至今。

在安庆的乡村社会，葬礼是对死者进行神圣化的舞台。通过一系列安葬仪式，逝去的亲人进入祖先群类。子女们藉此展示孝道，获得乡邻认可，死者则庇佑子孙。

如何安葬一位逝去的长者，牵涉家族伦理、风水、儒学等，是传统乡土社会中，构建社会网络的关键仪式。

而当下推行的这场殡葬改革，始于1956年，殡葬改革伴随农业合作化出现，政府主张平掉坟墓，扩大耕地。此外，高层领导人带头主张火化，改革自上而下推广。其源流来自西方的科学与理性精神。

从开始起，殡葬改革就包含着否定传统文化的基因。土与洋、民与官、直觉思维与理性思维，这些尖锐的对立一直贯穿改革始终。在不同时期，民间对此看法也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改革阻力较小。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复苏，这是此次事件中，政府遭到网民炮轰的舆论基础。

对安庆的高龄老人来说，他们的伦理观，早于少年时期形成。世界虽在流转，但办一场风光的葬礼的心愿，并未改变。所以，三十年前“割寿材”，十几年前拍遗照，屡见不鲜。变革难度，可想而知。

从行政管理角度，安庆当地政府有颇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请一个人类学家做顾问，将土葬和火葬的仪式尽力捏合起来，弥合两者之间的断裂；等待时机，说服一些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支持改革。如果施政者能放下原有的傲慢和思维惯性，多采用新的技术性手段，代价恐怕不会这样严重。

桐城县文庙隔壁，有一栋小楼，周围大树环绕，环境幽静。我和桐城县某官员的对话，就在这栋小楼内的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里。

他带着眼镜，模样斯文，思维敏捷，考虑问题总站在宏观角度。

他认为，广受诟病的“收棺材”，真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活。政府并没有强制收走棺材（注：但我采访到的一位村干部说，收棺材，有上级统一行动的指令）。

他说，政策出台后不久，火葬遇到的阻力之一，是村民以火葬后，家里摆着的棺材用不着了为名，抗拒火葬。政府因此修改政策，以1000元一具的方式，向他们赎买棺材。

他觉得最冤枉的是，钱由县级政府承担，巨额资金赎买的棺材，政府没什么用，钱打了水漂不算，还因此被全国网友骂，情感上无法接受。这笔支出并不小，仅我去的一个村，就需花费20万。

“为什么3月底制定的政策，6月1号就要执行？”我提出了困惑已久的问题。算上公文层层传达的时间，村干部向老人宣传的时间，要比这个短得多。其他地区的殡葬改革，多延续数年。

改革，无法一蹴而就。安庆殡葬改革，广为诟病的是“快”，如果想知道有多快，我们可以比较一组数据。时间不同，类比不够严谨，聊作参考。

民政部门统计，1989年，中国有182.7万尸体火化，火化率约占25%，1996年，282万具尸体火化，火化率达35.2％。7年时间，火化率艰难爬升了10个百分点。

而2013年，安庆市火化率为10%。按照官方计划，从2014年起，之后三年，火化率要分别提高到50%、70%、80%。4年时间，火化率要大幅跃进70个百分点。

两相比较，安庆殡改速度无疑太快。

在其他地区改革已经完成后，安庆殡葬改革骤然提速的真正原因，只有政策制定者才能解答。

虽然外界并不知晓原因，但猜测四起。一位网友的发言颇具代表性：“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急功近利就是政绩观作祟。”

“我们再推迟三年，如果改革还是这么大阻力，怎么办？”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这个顾虑，或许代表政府工作人员的内部声音。

没有人能保证，三年后实施改革，不会出现同类事件。的确，殡葬改革从来都是阻力重重。且不论改革合理性，基层公务员只是执行者，虽然在村民眼中，是体面威严的干部，但在网络舆论的炮轰中，身段不免有些狼狈。

没有时间过多考虑他们的处境了，在我和他谈话的同时，他的同事出去打了个电话，随后我不得不离开桐城县。（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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