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招牌就一直闲置着 孙旭阳：“权利匮乏者”的爱与愁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今年6月底，我听说农妇张海新自组山寨“政府”案一审即将宣判，就赶到河南邓州。张海新的“市政府”，设在距离市政府不到1公里的一条小巷内。她住的是临路的一楼，居室是门面房格式的。脏乱的屋子里，还放着一块红色的干果店招牌。张海新一直忙告状，这张招牌就一直闲置着。

一

张海新的女儿吴楠领着我进屋，她指着一堆法律法规说，她曾与母亲打赌，要是2013年还没告赢状，她就会撕掉这些书。这个18岁的小姑娘今年高中毕业，因为出生后没有交计生罚款，派出所一直没给她上户籍，她没有资格参加高考，以辍学的形式毕的业。

2013年11月29日，张海新就被警方抓走了。这个时候，她还没有告赢状。在她的卧室里，放着一台21寸的杂牌纯平电视机，屏幕上大片的裂纹，是小儿子几年前的杰作。自打那时起，每逢新闻联播开始，张海新会到邻居家——经常还端着碗——蹭看一会儿国家大事。

除了法律书籍和新闻联播，出生于1968年的张海新也竭力学习上网。根据她的供述，她自组“市政府”的权威来自网络。她把申请材料发给网上一个自称是某报记者的人张某，张某从来没给过她回复，她却把单方面的传达视作“备案”，她给村民们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备了案，给自己的“市政府”备了案，也给那一二十枚公章备了案。 

她告诉维权伙伴们，她备案的那家报社叫“联合国早报”。可能因为此，人们传言她不但在中央有人，还能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系上。对这些神乎其神的说法，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张海新曾辟过谣。 

案卷中，没有警方对张某身份的调查。我也曾试着依据碎片信息，去寻找这个给张海新带来无尽希望的人，但至今无果。可以肯定的是，张海新在中央没人，跟潘基文也没有渠道联系。不过，这并不妨碍张海新成为数百户农民的维权救星。他们中的一部分，至今还相信关于她的传说。也只有传说，才能给他们的维权带来希望。 

张海新的辩护律师，曾逐一统计她曾求助过的政府部门，从乡政府土地办一直到国家多个部委，试图向法庭证明，张海新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穷尽合法手段之后的无奈之举。但在庭审中，每次张海新一开始讲她上访维权的无奈，就会被法官阻止，理由是这些与本案无关。

换句话说，你再无奈，维权方式也要合法。至于合法维权是否有效，没人回答。 

这个逻辑死胡同，让吴楠感到不可思议。自从母亲被抓后，她一直在教科书上的中国和现实中国之间尽力寻找平衡。这是徒劳的。

二 

我将张海新这样的人称作“权利匮乏者”。中国农村有无数这样的人，虽然有公民的责任，却缺乏法律法规明文赋予的权利。这并不一定让他们生而贫困，却一定被权力漠视、侵害和敲诈而没有可行的自救之路。张海新和冀中星这样的案例比较极端，更多的人选择了服从忍耐。 

这个概念，萌生于2011年初。当时，中国网络上正掀起一场“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活动。在海南三亚，有7名河南周口儿童集体乞讨被媒体曝光。在当地官方赶往海南接人的同时，大批记者赶往周口太康县采访这些儿童家庭。

一条出租幼童进行乞讨的利益链自此浮出水面。这些从学龄前到十几岁不等的孩子，被父母以每月一两千元的价格，出租给附近的丐头，再由后者训练学习杂技，然后坐上大篷车，到全国各地乞讨。这些孩子的生活非常糟糕，经常忍饥挨饿，要的钱少了，或者丐头心情不好，他们就会挨打，有人被打残，有人被打死，还有人失踪。还有一个女童曾经被罚吃屎。 

我的编辑同事是一位母亲，她要求我尽量找到这些家庭将儿女出租给丐头的原因。是贫困，是愚昧，还是冷漠，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让他们把自己的后代置于如此非人的境地？我想了好久，贫困、愚昧和冷漠确实都是原因。但根子里，却是权利的长期匮乏，让他们几乎丧失为人应有的幸福感，生存沦为了挣扎，连未成年儿女都被他们视作挣钱的工具，就像家里养的大牲口一样。

这种状态，城市里中等阶层以上的人群会非常难以理解。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倒很熟悉这个。同行比如新民周刊的杨江同学，对出租孩子的家长特别愤怒，多次厉声指责。我当然不会觉得杨江不该愤怒，但我却愤怒不起来。对一群只存有最低生存冲动的人来说，过多的道德指斥并无用处。

中国曾有长期的溺婴传统，我从小认识的长辈中，有亲为者，更有幸存者。稍具文明意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溺婴的残忍和野蛮。不过，当你一旦倾听了各种溺婴故事之后，最可能的并不是道德义愤的迸发，而是认知的失调。像吴楠一样，你会迫切需要平衡身心内外的世界。

在一年多前的冀中星事件中，我曾写过几篇记者手记，就指出了公众的这种认知失调。只要神志正常，我们都需要构筑对世界的概念，为它建模，最好是一座城堡，来拱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安全感。一旦这座城堡被我们无法接受，或者不愿意接受的东西闯入之后，对现实的剪裁、扭曲和灭失便成为必然。如果说人类思维真有所谓“慧根”，那么它应该指的就是更好的处理认知失调的办法。 

张海新及其维权伙伴、冀中星，以及更早的周口出租儿女的家长，共性都是“权利匮乏”，而且还是极度匮乏。当他们以符合逻辑，却又毫无美感的姿态闯入公共领域后，言者争论其美感，似乎不如辨析其逻辑

三 

张海新一审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在提起上诉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没有开庭审理，就维持了原判。辩护律师质疑，张海新案根本不符合不开庭审理的要件。然而，南阳市中级法院就是这么判了。 

每一份判决书上，都盖着代表国家权力的公章。这些公章代表国家强制力，具体说，就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保证文书上白纸黑字得以执行。张海新也曾渴求这种强制力能遂她的愿，执行到她的村庄，保住村民们的土地。显然，她失败了。国家强制力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在她的人生中。 

我无意为违法犯罪分子洗白。然而，在法律上的有罪非罪之间，肯定有大片的灰色地带，就像水无常形，也如日照光影，不停游动伸缩。“权利匮乏者”们就在灰色地带号呼无门，自生自灭。不甘于阶层和命运者，只能寄望于好运。 

张海新所在的邓州，也是我的老家。从我家到邓州市区，每次都得路过她家的门口。兴许在我的少年时代，还曾透过车窗，看到过她家饭店的招牌。我一边寻找她的故事，一边复盘自己在故乡的人生体验，为现在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定位起点。

我不能说我做到了。作为一名记者，我所有的职业作品都追求最大程度的客观和真实，既杜绝在稿件中投射私人判断，也非常厌恶为所涉及的问题寻求所谓“建设性”答案。在我看来，前一种做法固然很错，后边的也很荒谬。假设一些问题有“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前提，就是该问题要么不重要，要么不严重。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张海新的故事，最终成为邓州的一个笑谈。在我们家的村子里，人们都知道县城有个女人很疯狂，成立了一个山寨“政府”。上了年纪的人会说，这个女人要是提前个几十年，一定会被枪毙。一年多后张海新出狱，还有人记得她吗？ 

在我正赶写张海新的稿件时，太康县张集镇民妇王海英的丈夫给我打来电话，说王海英死了。王海英今年只有40岁。3年前，我在太康采访时，她举着女儿朱秋月的照片让我拍照。2005年，时年6岁的朱秋月在乞讨途中丢失。王海英寻找无果后，将丐头告上法庭，打赢了官司，却一直没拿到9万多元的赔偿金，法院执行部门也不管不问。

一群记者给王海英拍完照，她抱着女儿的照片哭起来。她喊着女儿的名字，大声责骂自己，又哀叹自己命苦，说到大过年的买不起年货，想给小麦地浇点水都没钱。在都市快报记者冯志刚的提议下，在场记者一人给她捐了100元钱。 

今年7月21日，王海英跟人到新疆和硕县采棉花。7月23日早晨，她第一次上工，坐着一辆机动三轮车，在赶往棉花地的途中遭遇一辆面包车追尾，包括她在内，三轮车上死了6个人。之后，她丈夫一直想要点赔偿，可是三轮车主已经死亡，同样拉摘棉工的面包车司机也被刑拘，也无赔偿能力。她丈夫不知所措，只能拒绝火化王海英的遗体，想向政府部门讨要点赔偿，理由是交警监管不力。 

在看守所中的张海新，一直很挂念女儿的高考成绩，却不知道女儿并无资格参加高考。在写这对母女的故事时，我一直会想起王海英母女。朱秋月去哪儿了？她的母亲找不了她了。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

这张招牌就一直闲置着 孙旭阳：“权利匮乏者”的爱与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