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学科精神坐标-万国鼎 | 中国农业遗产学科拓荒者与学术丰碑

在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的百年历程中，万国鼎是一位被后世学界尊为“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的宗师级人物。他生于1897年江苏武进的书香家庭，从金陵大学农科毕业之后，以毕生近半个世纪的坚韧耕耘，在几乎完全空白的中国农史研究荒原之上，亲手开垦出了一门全新的学科。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他从1920年代开始系统搜集整理散落在全国各类古籍、地方志中的农史资料，历经抗战烽火与时代变迁的重重磨难，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持创建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带领团队整理出总计613册、4200余万字的巨型农史资料宝库，完成我国第一部系统农业技术史专著《中国农学史》，创办中国最早的农史专业学术刊物，校释《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一系列失传千年的古农书，最终在1963年以66岁的人生年轮，为中国农史学科的奠基耗尽了全部心血。

他的一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与国家建设的双重背景下，以学术报国的方式守护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完整缩影，他留下的数百万字学术遗产与数千万字的农史资料宝库，至今依然是全世界农史研究领域无人可以绕开的学术丰碑，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农史学科此后七十余年的发展走向。

江南农家子的学术觉醒：

从武进乡野到金陵大学的求学之路

1897年12月26日，万国鼎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小新桥乡的一个耕读家庭，江南水乡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从他幼年记事开始就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之中。少年时代的万国鼎，在乡间私塾完成了传统的蒙学教育，亲眼目睹了清末民初江南农村的衰败景象：

传统农耕技术在近代西方现代农业技术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无数农民在天灾人祸之中流离失所。这样的现实让青年万国鼎早早立下了学术报国的志向，他认定中国作为世界农耕文明最悠久的国家，一定拥有无数被埋没的传统农业智慧，只要把这些散落的农业遗产系统整理出来，一定能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农业找到一条复兴的道路。

1916年，19岁的万国鼎考入金陵大学农科，正式踏入了近代中国农业学术研究的殿堂。在金陵大学读书的四年时间里，他系统接受了近代农学的完整训练，同时在历史学、文献学领域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学术功底。1920年，万国鼎以优异的成绩从金陵大学农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协助中国近代蚕桑学科的先驱钱天鹤教授从事蚕桑的教学与推广工作。这段时间里，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农史学术论文《中国蚕业史》，正式开启了自己长达四十余年的农史研究生涯。

1921年，经钱天鹤教授推荐，万国鼎前往上海的美国丝商生丝检验所担任技师，在一线的生丝检验岗位上，他亲眼看到中国传统蚕丝业在近代国际市场上被日本生丝全面挤压的残酷现实，更加坚定了他系统整理中国传统农业技术遗产，复兴中国本土农业的学术理想。

1922年，万国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负责农业类图书的编辑校订工作，在商务印书馆的海量藏书之中，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了大量此前散落在民间的古农书与古代农业文献，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体量之宏大，也为他后来一生的农史资料搜集工作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金陵大学时代的拓荒：

在战乱中搭建中国农史研究的最初骨架

1924年1月，万国鼎应金陵大学的邀请，重新回到母校担任新成立的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的学术机构，年仅27岁的万国鼎，就此正式踏上了中国农史学科的拓荒之路。

当时的中国农史研究领域，完全是一片没有任何前人积累的学术荒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整理的农史资料，没有专门的研究课程，更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学术著作，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万国鼎为自己定下了一生的学术准则：“有为者高瞻远瞩，随时随地，择善坚持，而不较一日之短长。

不怕当前困难，不计一时得失，常作五年十年的打算。”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带着少数几名助手，开始系统搜集散落在全国各类图书馆、私人藏书楼之中的古农书与农业文献，计划编纂一部体量空前的《先农集成》，试图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农业历史文献全部系统汇编到一起。

1927年，为了借鉴国外农业史研究的成熟经验，万国鼎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美国著名农业史学者所著的《欧美农业史》，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反复和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历史教授贝德士、农林科科长过探先等中外知名学者切磋探讨，逐字逐句打磨译文的准确性，不仅完整吸收了西方农业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写作体例，更把这些外来的先进研究方法，完全融入到了中国本土农史研究的体系构建之中，为后来中国农史学科的学术范式建立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1932年，万国鼎受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邀请，担任专职专员，从事全国田赋调查与土地制度研究工作，这段从政经历让他跳出了纯粹的书斋学术，深入到中国南北各地的农村基层，亲眼看到了中国传统土地制度运行的实际状态。

他利用这段时间积累的大量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结合此前多年搜集的历史文献，完成了皇皇巨著《中国田制史》，这部系统梳理中国数千年土地制度演变的学术著作，一经出版就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被学界评价为“影响国计民生至巨”的经典著作，甚至国民政府都特意邀请万国鼎为蒋介石系统讲解中外土地制度史，他以深入浅出的讲解，把中国数千年的土地制度变迁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之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整个1930年代，万国鼎一边从事土地制度的调查研究，一边始终没有中断农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带领团队已经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分类辑录出了37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整理成《中国农史资料》456册，为中国农史学科的后续发展积累下了第一批极为珍贵的核心学术家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金陵大学被迫西迁成都，在长达八年的抗战烽火之中，万国鼎始终把这批沉甸甸的农史资料带在身边，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路上，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批用多年心血搜集来的珍贵文献，让这批中国最早的农史资料宝库，完整地躲过了战火的毁灭，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史研究事业，完整保存下了最核心的学术火种。

新中国农史学科的新生：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创建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高度重视祖国农业遗产的系统整理工作，1952年南京农学院正式成立，1954年，已经57岁的万国鼎正式调入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担任农经系教授兼农业历史研究组主任，终于迎来了自己一生农史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

1955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专门召开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全国农学界、史学界的数十位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全国农业遗产整理的长远规划，万国鼎作为中国农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的学科建设方案，得到了与会全体学者的一致认可。

在这次会议的直接推动之下，1955年7月，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共同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南京农学院正式成立，时年58岁的万国鼎被任命为研究室第一任主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的专门农史研究机构，标志着中国农史学科从此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被国家认可的正规学术学科，万国鼎为之奋斗了三十余年的学术理想，终于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

研究室成立之后，万国鼎立刻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农史资料大搜集工程。1956年到1959年的三年时间里，他亲自带领研究室的年轻学者，先后奔赴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的100多家文史单位，其中包括全国各省市的大型图书馆、著名大学图书馆、省市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

甚至不少知名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楼，从总计4000多部历代笔记杂考等古籍之中，一字一句手工辑录出154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类整理成《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加上此前金陵大学时代整理完成的456册农史资料，两者合计达到了整整613册，总字数超过4200万字；

这套体量空前的农史资料汇编，完整覆盖了中国历代农作物、蔬菜、果树、畜牧兽医、农副产品加工、农田水利、农政、农村经济等几乎所有和农业相关的历史领域，成为当时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农业历史文献宝库。

在完成历代笔记杂考资料的系统整理之后，万国鼎又马不停蹄地启动了全国地方志农史资料的搜集工程，他组织研究室的全部骨干力量，从全国8000多部历代地方志之中，手工摘抄出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类整理成《方志综合资料》《方志分类资料》《方志物产资料》三大类，总计680册。这套地方志农史资料体系，把散落在全国各个府、州、县地方志之中的地方农业历史记载，第一次系统地汇总到了一起，为后来中国区域农业史、农业地理史的研究，提供了此前完全不可能获得的海量基础资料。

在海量农史资料的基础之上，万国鼎主持启动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的编纂工程，这套丛书以稻、麦、粮食作物、棉、麻、豆类、油料作物、柑桔等八大类农作物为分册，系统汇编了中国数千年以来各类农学文献之中关于这些作物的全部记载，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之后，因为资料检索极为便利，立刻受到了国内外农史学界的高度好评，直到今天，这套丛书依然是全世界农史研究者查阅中国古代作物史资料的最权威工具书。

古农书校释与学术传播：

把沉睡千年的农耕智慧唤醒

在完成基础资料搜集的同时，万国鼎把古农书的校释整理工作，列为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之后的核心基础任务。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几部农书，比如《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等，因为年代久远，版本散佚，大量文字存在传抄错误、脱漏残缺的问题，普通学者根本无法读懂，更谈不上利用其中的农业技术资料。

万国鼎身先士卒，亲自承担了难度最大的几部古农书的校释工作。他从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到数十种不同版本的《氾胜之书》残卷，逐字逐句比对校勘，结合现代农学知识对其中记载的农业技术逐条进行注解，最终完成了《氾胜之书辑释》，把这部失传了一千多年的汉代重要农书，以完全可以被现代学者读懂的面貌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随后他又完成了《陈旉农书校注》，把这部宋代南方地区最重要的系统性农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注解，为后世研究宋代江南农业技术史提供了最权威的校注版本。

在他的带动之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全体学者，陆续完成了《齐民要术校释》《王祯农书校释》等一系列重量级古农书整理著作，把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余部古农书，全部系统地整理成了现代通行的校注本，彻底扫清了后世学者利用古农书开展研究的文字障碍。

为了向全社会普及中国传统农业的宝贵遗产，万国鼎还专门撰写了《五谷史话》《王祯农书》两本通俗小册子，编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以极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普通大众介绍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辉煌成就，这两本小册子先后发行数百万册，成为几代中国人了解中国农业历史的启蒙读物，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为了给全国的农史研究者提供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万国鼎亲手创办了《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史研究集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史专业学术刊物，在当时国内的学术期刊体系之中，开辟出了农史研究的专属学术阵地，大量农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通过这两本刊物首次发表，直接推动了整个中国农史学科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1961年，万国鼎在南京历史学会报告会上，作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的学术报告，这篇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起源与演变脉络，提出的一系列学术观点，对当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分期讨论，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农业史维度参考；

《新华日报》专门全文刊载了这篇报告的提纲，在全国史学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除此之外，万国鼎还担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辞海》修订工作的农业史分科主编，为这部国家级权威辞书的农业史相关条目，建立起了统一的学术标准与内容体系。

《中国农学史》的诞生：

农史学科的里程碑巨著

从1920年代万国鼎立下编写一部完整《中国农学史》的学术宏愿，到1959年前后，他为之奋斗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终于迎来了夙愿成真的时刻。在万国鼎的亲自主持之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全体骨干学者，依托此前数十年积累的数千万字农史资料宝库，集体开展了《中国农学史》的撰写工作。

这部总计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以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古农书与农业文献为核心主体，结合大量出土文物与后世学者的实地农业调查资料，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从先秦到近代中国数千年农学与农业技术的完整发展过程，深刻总结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综合性农业技术史学术著作。万国鼎亲自撰写了全书最重要的绪论、结论等核心六章，为整部著作搭建起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与学术体系。

1959年到1960年，《中国农学史》（初稿）正式全部完成，这部著作一经问世，就立刻得到了国内外农史学界、历史学界、农学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是中国农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巨著。1987年，这部著作在万国鼎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之后，荣获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成为中国农史学科历史上获得的最高级别学术奖励之一。

就在《中国农学史》的后续修订工作紧张推进的过程中，1963年11月15日，万国鼎先生因为突发脑溢血，在南京溘然长逝，享年66岁。这位为中国农史学科奋斗了整整四十三年的拓荒宗师，最终倒在了自己一生挚爱的农史研究岗位上，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耗尽毕生心血的《中国农学史》正式修订完成再版的那一天。

万国鼎的人格风范：

一代宗师的道德力量

万国鼎先生不仅在学术上为中国农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开创性贡献，他的崇高人格风范，更是成为后世几代农史学者共同敬仰的道德楷模。

1956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全国性工资调整，当时国家的工资调整名额极为有限，很多工作多年的资深学者都盼望着能涨一级工资，万国鼎作为研究室的主任，主动提出把原本给自己的涨工资名额让给其他更需要的年轻同事，自己放弃这次涨薪机会，把宝贵的名额留给了家庭负担更重的年轻学者。

研究室里有一位从外地调来的年轻骨干，长时间没能顺利转正，后来又面临下放，一家人两地分居生活极为困难，万国鼎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每个月拿出40元钱，长期资助这位同事的家庭，自己始终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这样的高风亮节，让研究室的全体同事都深受感动。

在学术工作之中，他完全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为了做好《齐民要术》的校释工作，他把自己花费几十年时间，从乾嘉以来数十位学者手中搜集到的世所罕见的《齐民要术》校勘珍藏稿本，毫无保留地全部交给负责校释工作的年轻学者，为《齐民要术》的权威校注本的最终完成，提供了最核心的珍贵资料。

对于研究室的年轻后辈，万国鼎既严格要求又悉心指导，从如何选择研究课题、如何搜集整理分析史料，到论文的谋篇布局、逐字逐句的修改润色，他都事无巨细亲自指导，当年他亲手培养的一大批年轻学生，后来都成长为中国农史研究领域的知名教授与学术带头人，成为支撑起此后中国农史学科发展的核心力量。

客观历史评价：

跨越时代的农史学科精神坐标

站在今天中国农史学科已经蓬勃发展的学术视角，以完全客观中立的眼光重新审视万国鼎先生的历史地位，我们既不能把他神化为无所不能的学术圣人，也不能因为后来农史学科的新发展，就淡化他作为学科创始人的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他的历史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的维度之上：

第一，万国鼎是中国农史学科当之无愧的唯一主要创始人。在他之前，中国没有任何系统的农史研究体系，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没有专业的学术刊物，没有成体系的基础资料宝库，正是万国鼎以自己毕生近半个世纪的坚韧耕耘，从零开始搭建起了中国农史学科的全部基础框架，从学科建制、资料体系、学术范式、人才培养等各个层面，为整个学科的后续发展铺就了最坚实的道路，没有他当年的拓荒之功，就绝对不会有今天中国农史学科的蓬勃发展。

第二，万国鼎留下的总计数千万字的巨型农史资料宝库，是整个中国农耕文明珍贵记忆宝库。他带领团队手工从全国数千部古籍、上万部地方志之中一字一句摘抄出来总计数千万字的农史资料，很多原始古籍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散佚损坏，这些手工辑录的资料，已经成为保存中国古代农业历史记载的最后珍贵文本，其历史文献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这份跨越数十年搜集整理出来的文化遗产，是他留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

第三，万国鼎身上体现出来的“择善坚持、不计得失”的学术精神，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完美典范。他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一生学术志向，不为名不为利，在战乱频仍动荡年代，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建国初期，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在冷板凳上耕耘，用自己一生守护中华五千年的农耕文明遗产，这种纯粹学术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是所有中国农史研究者心中精神坐标，永远激励着后来的学者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当然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受限于当时的时代条件，万国鼎先生最终没能亲自完成《中国农学史》的全部修订工作，他规划的很多更宏大的农史研究计划，也因为他的过早离世而没能全部落地。但即便如此，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中国农史学科一代宗师的崇高历史地位，他亲手开创的事业，早已在后世学者的手中不断发扬光大。

万国鼎先生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农史研究史上最壮丽的学术史诗篇章。他从江南武进农家走出，在金陵大学立下整理中华农业遗产毕生宏愿，在抗战烽火之中守护农史资料火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亲手创建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带领团队整理出总计数千万字的巨型农史资料宝库，校释古农书、创办学术刊物、撰写《中国农学史》，以毕生近半个世纪的坚韧耕耘，在完全空白的学术荒原之上，亲手缔造了中国农史这一全新的学科。

今天我们以客观的历史眼光回望万国鼎先生的一生，不仅是为了缅怀这位为中国农史事业奉献了全部生命的学术宗师，更是为了重新认识到：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农耕文明，从来不是自动就能被后人看见的历史存在，正是因为有万国鼎这样一批甘于坐数十年冷板凳的纯粹学者，以“择善坚持、不计得失”的精神，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一字一句地打捞、整理、研究，这些沉睡了数千年的农耕智慧，才能重新被唤醒，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留下的学术遗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农史学科边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年农耕文明的重要精神纽带，他的名字，将永远和中华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一道，被后世子孙永远铭记。

参考文献与索引

万国鼎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万国鼎文集[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万国鼎. 中国田制史[M]. 南京: 正中书局, 1933.

万国鼎. 氾胜之书辑释[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57.

万国鼎. 陈旉农书校注[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65.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中国农学史（初稿）[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王思明. 万国鼎与中国农史学科的创立[J]. 中国农史, 2004(03):1-8.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五十年[M].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5.

武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武进县志[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编. 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成果汇编（1979-1987）[M]. 北京: 农业部科技司, 1987.

卜凯. 中国农家经济[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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