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之路与法治理想立法治之盾护民生-万立 |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

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总有这样一批实践者：他们从基层法治一线走来，手握专业的法律武器，脚踩坚实的民生土壤，以代表委员的身份将日常执业中观察到的真实问题，转化为推动制度完善、社会进步的具体建议。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引言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云南省律师协会会长、云南众济律师事务所主任万立，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从1994年踏入法律行业至今，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从一名普通的法律从业者，逐步成长为一级律师、全国人大代表，始终以“专业立身、为民发声”为底色，在民营经济法治保障、营商环境优化、司法权力监督、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持续深耕，用一份份扎实的建议、一次次深入的调研，书写着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法律人履职尽责的生动篇章。

从巧家山乡到法治赛场：

一位律师的成长轨迹

1971年6月，万立出生在云南巧家。这片位于滇东北、紧邻金沙江畔的土地，既赋予了他山民身上特有的坚韧与务实，也让他从小便对基层社会的真实运行逻辑、普通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渴望，有着远超常人的直观感知。

1994年7月，万立正式参加工作，正式踏入法律行业，从此开启了与法治相伴的职业生涯。彼时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加速推进阶段，大量新型民商事纠纷不断涌现，全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整个律师行业都处在蓬勃生长的上升期。

在行业发展的浪潮中，万立没有选择浮于表面逐利，而是沉下心打磨专业能力，在一次次庭审辩论、一份份法律文书中积累经验，逐步形成了逻辑严谨、表达精准、兼顾法理与情理的执业风格。2001年，他代表云南省参加“首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出色的临场发挥，一举拿下“优秀辩手奖”“优秀团体奖”“三等奖”三项荣誉，在全国性的法治竞技舞台上，展现出了云南律师的专业风采。这次参赛经历，也让他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法律不仅是纸面的条文，更是需要通过精准表达、严谨论证，才能真正守护公平正义的实践武器。

此后的数年里，万立在专业道路上持续进阶：2005年被云南省司法厅评为教育整顿先进个人，2006年同时收获两项重要认可——被云南省司法厅评定为云南省优秀律师，还被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评为2001至2005年云南省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同年他加入民革，开始在参政议政的平台上，把自己的专业思考延伸到更广阔的公共领域。2007年，他被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司法厅评为“十佳青年律师”，成为云南青年法律从业者中的标杆人物。

此后十余年，万立始终扎根云南法律服务一线，主导创办云南众济律师事务所，带领团队深耕民商事法律服务、企业合规、法治政府建设等多个领域，逐步成长为一级律师。与此同时，他的社会影响力也在持续提升：

先后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云南省法学会副会长、云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专家委员、云南省委联系专家、昆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多重身份的叠加，让他既能从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视角观察市场主体的真实困境，也能从法治建设参与者的维度，系统性思考地方治理中的法治优化路径。2020年1月，他被公示为“全国优秀法律顾问”，2021年10月，又入选第二届民革榜样人物推荐人选名单，这份长达近三十年的执业履历，为他后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高质量履行代表职责，打下了无可替代的坚实基础。

为民营经济筑法治底气：

从一份建议到制度落地

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万立始终把“立足专业建言，把基层呼声转化为法治建议”作为自己履职的核心准则，而他投入精力最多、推动成效最显著的领域，正是民营经济的法治保障。在多年的执业过程中，他接触过大量中小微民营企业，亲眼见过不少企业因为产权保护不到位、执法尺度不统一、轻微瑕疵被过度追责，导致经营陷入困境，甚至直接倒闭。这些真实的案例让他深刻意识到：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支撑不是短期的政策补贴，而是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在2024年的全国两会上，万立便率先提出了关于尽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建议，明确主张以专门立法的形式，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权益救济等多个维度，为民营企业构建稳定的法治预期，以刚性的法治力量提振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这份建议提出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跟进的脚步，而是持续关注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进程，持续通过调研收集市场主体的新诉求，不断完善自己的相关思考。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万立继续围绕筑牢民营企业权益保护屏障、维护良好市场环境深化建言，而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3月8日——在代表团紧凑的审议间隙，他收到了一份来自财政部的感谢信。信中明确告知：他对《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的针对性、建设性意见，已经被正式采纳，报告第21页倒数第2行，专门增加了“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内容。

“提出的意见能得到财政部的重视和采纳，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作为代表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生动写照。”万立的这句感慨，背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鲜活的实践注脚。在他看来，代表的审议意见从来不是“走过场”的形式，而是连接基层市场主体真实诉求和国家政策制定的关键纽带。

近年来全国两会上，国家部委第一时间反馈、高效率研究办理代表意见建议的“新常态”，正是中国式民主中“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直接体现——代表在一线发现真问题、提出真建议，职能部门快速响应、吸纳落地，二者同频共振，最终让一份份纸面的建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在为民营经济发声的过程中，万立的观察始终没有停留在宏观立法层面，而是深入到了市场运行的微观肌理里。在大量走访中小商家、个体工商户的调研中，他发现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痛点：“知假买假”“恶意投诉举报”的职业索赔乱象，正在成为压垮很多中小微商家的沉重负担。

不少有组织的职业索赔人，根本不是出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而是专门盯着商家经营中的标签瑕疵、宣传用词疏漏等轻微问题，批量购买、批量投诉，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向法院起诉为要挟，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很多小本经营的超市、餐馆、电商卖家，根本耗不起漫长的投诉、诉讼流程，往往只能选择花钱消灾，不少商家甚至因此直接关门停业。

针对这一乱象，万立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带来了专门的建议，呼吁借助司法、执法的合力，遏制这种利用商家轻微瑕疵敲诈勒索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两会上，他看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专门以典型案例的形式，明确了针对职业索赔人，仅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裁判原则。

这一细节让他深受触动：最高法的这份报告，清晰划清了“消费者正当维权”和“职业牟利式索赔”的边界，既守住了对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底线，也给广大中小商家卸下了过度索赔的包袱，正是司法机关用公正司法服务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这类问题，万立进一步提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治理方案：一方面出台市场监管领域的免罚清单和减轻处罚清单，对首次违法、轻微违法且及时改正的商家，依法不予或减轻行政处罚，确保行政处罚真正做到过罚相当；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全国性的投诉举报异常名录，把那些反复、批量发起恶意投诉举报的主体纳入名录，进行重点甄别、精准限制，从制度层面挤压职业索赔人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关注到了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对民营企业的伤害，深入分析这类现象的深层成因：部分地区受财政压力影响，过度把执法和收入目标绑定，导致执法行为变形走样；同时执法行为规范的缺失、监督机制的漏洞，加上个别执法人员法治素养不足，共同催生了这类破坏营商环境的问题。对此他明确建议，要持续开展跨区域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形成高压打击的常态化态势，从根源上防止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反弹回潮。

以专业补监督短板：

为检察侦查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作为长期深耕司法一线的律师，万立比很多人都更清楚：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要守住这道防线，首先要实现对“监督者”的有效监督，防止司法权力本身被滥用。2025年1月，他应邀参加全国检察长会议，深入了解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相关工作举措与成效，这次参会让他对司法权力监督体系的完善，有了全新的思考维度。

长期以来，司法人员涉及的徇私枉法、虚假诉讼类职务犯罪，始终是监督领域的硬骨头：这类案件隐蔽性极强，线索收集难度大，事实论证周期长，普通的监督手段很难穿透层层关联，发现背后的利益输送链条。虽然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刑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上推进扎实，公益诉讼检察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但针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专门化监督，一直存在线索发现难、力量分散、办案标准不统一的痛点。

万立此前参加云南省检察院组织的专题座谈会时，就曾和检察系统的同仁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如何依托律师群体的一线优势搭建线索反映渠道，如何运用数字检察、大数据手段拓宽线索来源，这些一线交流积累的思考，在202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侦查厅正式挂牌成立之后，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制度建议。

在万立看来，最高检检察侦查厅的挂牌，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机构增设，而是中国特色检察监督体系的一次逻辑升级——它意味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正式向内延伸到了对“监督者自身”、对整个司法链条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专业化、权威性侦查层面，补上了过去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专门化监督的短板。为了让这项新制度真正释放出长期的治理效能，他从三个核心维度，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系统性建议。

第一，构建敏锐且规范的线索发现机制，推动监督模式从“被动受理”向“主动筛查”转变。他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大数据法律监督战略，把技术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专门研发适配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特点的专项数据模型，整合案件管理数据、财务审计数据、人员交往信息等多维度资源；

对案件办理中的异常节点、资金流向的疑点、人际关联的闭环进行自动化的碰撞分析，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风险预警阈值，让系统自动标识高风险线索，把过去藏在海量案件信息背后的蛛丝马迹提前打捞出来，彻底改变过去线索工作“等米下锅”的被动局面，实现“精准找米”。

第二，完善高效一体的办案指挥机制，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系统合力。万立建议，要进一步细化上级检察院，尤其是最高检和省级检察院的统一指挥、直接查办规程，对于那些关乎司法公信力全局、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案件，上级院可以快速从全国、全省抽调精锐力量组建专案团队，直接介入或者提级办理，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

同时实现指挥链条的扁平化，减少不必要的流程损耗。与此同时，还要持续完善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灵活运用指定管辖、异地交办等制度设计，依法排除地方保护、人情关系带来的不当干扰，确保检察权始终在依法独立公正的轨道上运行。

第三，锻造本领高强的专业侦查队伍，夯实公正司法的能力根基。他提出要实施人才兴检战略，在全国和省级层面建立健全司法职务犯罪侦查人才库，对具备法律、金融、信息技术等复合背景的检察官进行动态化管理、常态化调用。

同时要同步升级培训体系，让培训内容和新型犯罪形态的演变保持同频，开展针对性极强的专项技能训练，最终培养出一批既精通法律规则，又擅长侦查谋略、熟练掌握数据分析技术的专家型检察官，从人的能力层面，为检察侦查工作筑牢根基。

这套体系化的建议，没有停留在空泛的原则层面，每一条都紧扣司法实践中已经暴露的真实痛点，既充分尊重了检察权运行的客观规律，也融入了万立作为一线律师，在几十年执业过程中对司法权力运行逻辑的深度观察，为检察侦查这一全新的制度板块，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路径。

跳出个案看全局：

在更广阔的领域传递民生温度

万立的履职视野，从来没有局限在律师行业的传统业务范围内，作为一名从基层走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始终把普通人生活里的“关键小事”，当成自己履职的“心头大事”。

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他除了民营经济、司法监督相关的议题之外，还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网络空间治理和个人信息保护、低空经济发展等多个和民生紧密相关的领域提出建议，把代表的履职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多个细微角落。

他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因为在日常和校园、家长的接触中，看到了太多被学业压力、情绪问题困扰的孩子，也看到了当前校园心理服务力量不足、专业支持体系不完善的短板，希望通过制度层面的完善，为未成年人搭建起更完善的心理防护网；他聚焦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是看到了很多双职工家庭“接娃难”的现实困境，也看到了部分托管机构存在的资质不全、安全保障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的隐患，希望通过明确监管标准、完善准入门槛，让托管机构真正成为家长放心、孩子安心的“课后港湾”；

他关注网络空间治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是因为在法律服务中接触过大量个人信息泄露、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深知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安全已经成为最基础的民生权益，必须通过更严格的制度约束，堵住平台数据管理的漏洞，让普通人在数字空间里更有安全感；他关注低空经济发展，则是立足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看到了低空物流、低空文旅、低空应急救援等新兴业态的巨大潜力，希望通过完善行业规则、打通制度堵点，让低空经济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而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万立也拿出了自己作为法律人的专业思考。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扎实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之相伴的国际贸易摩擦、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等领域的跨境法律服务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但当前国内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储备不足、实战能力不强的短板，已经开始制约企业的海外权益保障。

针对这一现状，万立代表明确提出建议：要鼓励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紧扣涉外法律服务业的真实市场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不能停留在纸面的理论教学，而是要开展多层次的实战化培训，重点提升涉外法律服务从业者在境外证据取证、移交、转换、认证和运用等关键环节的实操能力，最终打造出一支能在国际商事仲裁、跨境争端解决舞台上，真正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

从校园里孩子的心理健康，到市场里中小商家的生存困境，从司法权力的监督完善，到对外开放中的涉外法治建设，万立的履职清单里，既有关乎国家法治建设全局的宏大议题，也有连着千万普通家庭冷暖的民生小事。这种“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履职风格，恰恰是他作为一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法律人最鲜明的特质——他所有的建议，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一次次走访、一场场调研、一个个真实的个案里，慢慢沉淀、梳理、提炼出来的，每一条都带着现实的温度，也带着解决问题的明确指向。

以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践行法律人的初心

从1994年踏入法律行业，到如今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万立用三十余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法律从业者的成长之路。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办好个案、服务客户”的职业边界里，而是始终带着强烈的公共责任感，把自己的专业能力，延伸到了参政议政、制度完善、社会治理的广阔领域。

他为民营经济鼓与呼，不是为某个特定企业代言，而是希望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在公平、稳定的法治化环境里安心经营；他推动打击职业索赔乱象，不是偏袒商家的违法行为，而是要在消费者正当维权和避免过度追责之间，找到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点；

他为检察侦查体系建设建言，不是要强化某一个部门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完善监督链条，让司法权始终在公正的轨道上运行，最终守护所有人的公平正义；他关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养，更是希望中国的法治力量，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在万立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法律人最珍贵的品质：既有对专业极致的追求，也有对社会深切的关怀；既熟悉纸面的法律条文，也深知基层社会的真实运行逻辑；既能够在微观的个案里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也能够在宏观的制度层面，提出系统性、可落地的优化方案。这份从三十年执业生涯里沉淀出来的专业底气，这份始终扎根民生一线的务实作风，正是他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能够不断拿出高质量建议、不断推动问题解决的核心动力。

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上，我们需要更多像万立这样的法律实践者：他们以专业为盾，守护公平正义的底线；以民生为锚，校准制度完善的方向，用一次又一次扎实的履职，让法治的温度，传递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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