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问题不解决经济还会下行 市场化常识与制度固化的国研政情研究

三重深层变局下的中国经济破局：回到市场化常识与制度固化的国研政情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历史转折关口：从表面数据看，经济运行呈现边际回暖的修复态势，但从深层结构看，内外部多重矛盾相互交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并未得到根本性消解，从中央到地方反复强调的“六稳”“六保”任务，依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核心底线。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很多分析将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2022年全球经济并未陷入普遍性衰退，印度全年经济增速达到6.7%，越南更是实现了8.02%的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全年增速约为2.1%，甚至超出了其1.5%左右的长期均衡增长率，同时实现了通胀逐步回落的软着陆目标。

这组对比数据清晰地说明，外部冲击只是中国经济承压的表层诱因，真正造成深远影响的，是过去数年里逐步积累起来的三个重大结构性变化：中美大国战略关系的根本性调整、部分领域监管政策的过多过频过急过激、社会观念与舆论导向出现的局部偏差。

这三重变化相互叠加，共同推高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信心缺失、信任弱化、预期转弱连锁反应。要破解当前的经济困局，不能再依赖短期刺激性政策的反复调整，而是必须回到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回到历史、逻辑与实践的基准线上，启动新一轮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启蒙，通过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制度固化，构建长期稳定的基石性营商环境，这才是稳住经济大盘、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密钥。

大国战略格局重构：

全球化红利退潮下的产业链博弈

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深度嵌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让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工厂”，而这一模式的基础，是中美之间长期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但近年来，美国主动推动对华战略转向，将双边关系从过去互补性战略合作，全面转向全方位战略竞争，这种竞争已经延伸到道路选择、制度模式、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甚至推动全球阵营化分割，彻底改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这种战略转向带来的最直接冲击，是贸易摩擦的常态化和高科技领域的封锁遏制不断加码。美国联合其盟友不断推出出口管制措施，从芯片设计软件、先进制程设备到高端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起层层围堵的技术“小院高墙”，直接打断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部分升级路径。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在短期内完全没有逆转的可能，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被推到了冷战结束后的最高位，跨国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风险，开始推动产业链的多元化、区域化布局。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外资来源除了港澳台地区和离岸中转地之外，绝大多数实际投资都来自发达经济体。根据《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的公开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累计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剔除中国港澳台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地区后，排名前十的来源地分别是美国75624家、韩国71867家、日本54631家、新加坡28673家、加拿大17169家、澳大利亚13723家、德国11836家、英国11199家、意大利6918家、法国6687家。这些国家的在华企业，不仅带来了资本，更带来了技术、管理经验和全球市场渠道，如果这些存量外资出现大规模撤离，将对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就业岗位和出口份额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

叠加逆全球化浪潮、地缘冲突持续、全球通胀高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同步放缓，国际资本的避险情绪持续升温，金融市场的波动幅度不断加大。过去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优先考虑生产效率和成本优势，而现在，产业链的安全性、供应链的区域化布局成为企业决策的首要目标。

一系列数据已经印证了这种变化：2022年，美国取代中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2022财年，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对美出口规模连年大幅攀升，中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已经开始出现被逐步削弱的迹象。作为“世界制造工厂”，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外贸产业链转移压力，这不是短期的订单波动，而是全球分工体系重构下的长期结构性挑战。

监管政策协同偏差：

时度效失衡下的市场活力损耗

如果说外部战略格局变化是我们无法完全掌控的外部变量，那么部分领域监管政策出现的过多、过频、过急、过激问题，则是影响市场信心的内部核心变量。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在推进管制类“改革”的过程中，对多个行业的规范调整没有把握好“时度效”的平衡，不同部门的监管政策缺乏统筹协调，出现了“叠加共振”的负面效果，原本旨在规范行业健康发展的监管行动，反而变成了冲击市场主体信心的重要因素。

很多行业的监管调整，采取了运动式、一刀切的推进方式，没有给企业留出足够的缓冲转型空间。部分新业态、新产业在发展初期，监管部门持包容审慎的态度，鼓励企业探索创新，等到行业发展成熟之后，又突然出台力度极大的限制性政策，让大量前期投入资源布局的企业猝不及防，前期的巨额投资瞬间变成沉没成本。这种政策预期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市场主体的决策逻辑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企业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现在只能追求短期快速回本，不敢再做三年、五年的长期技术研发投入。

政策多变的最终结果，是监管过度的负面效应持续累积，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下降，企业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叠加疫情多点散发和部分地区防控政策层层加码的冲击，承载了中国绝大部分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线下服务业，在三年时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寒冬，不少中型、大型企业也出现了经营困难加剧的趋势。

民间投资增速连年回落，部分居民收入缩水甚至失去稳定收入来源，最终让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持续放大。从GDP数据的对比就能直观看到这种影响：2021年中国GDP增速为8.1%，总量达到1143670亿元人民币；2022年GDP增速骤降至3%，远低于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全年总量为1210207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比预期少创造了2.7万多亿元的社会财富，显性和隐性的经济成本难以估量。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核心边界：监管的“底线思维”和发展的“目标导向”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底线是不能触碰的安全边界，就像篮球场上的边界线，踩线就会被判违例；而发展目标是篮筐，所有的监管动作最终都要服务于把经济发展这个“球”投进篮筐的目的。

但在部分地区和部门的实践中，却出现了只守底线、不问目标的倾向，为了规避风险，干脆直接限制行业发展，把“不犯错”当成了工作的唯一目标，完全忽略了监管的初衷是为了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这种“一管就死”的监管模式，直接掐灭了很多行业的创新活力，也让市场主体对未来的政策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感。

观念与舆论导向偏差：

市场化共识弱化下的信心滑坡

第三个深层变化，是观念性因素和社会舆论导向出现了明显偏差，这种前后反差带来的信心冲击，甚至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更加深远。回顾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上下民心高度凝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同，短短五年时间里，全国市场主体总量翻了一番，突破1.1亿户，亿万民众的创业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但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部分领域出现失范现象等问题逐步显现，过去十年间，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开始悄然兴起，很多人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全部简单归咎于市场化改革本身。

这种思潮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民营经济离场论”的沉渣泛起，部分舆论把民营经济的发展定位成“阶段性手段”而非“长期发展目标”，甚至把民营经济的存在上纲上线到路线问题，提出所谓“逐步消灭私有制”的极端观点。这些认知完全混淆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逻辑关系：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它本身不是充分条件，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进，还需要社会伦理规范、法治体系建设、配套民生保障等一系列辅助条件协同支撑。很多人看到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局部问题，不去反思配套改革的缺位，反而直接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试图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这种认知偏差对市场信心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历史反复证明，在经济领域，以“政治正确”名义大行其道的过左观念和做法，对经济体系的伤害往往是最深的，对民众和企业家信心的打击也最为沉重。当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安全感得不到稳定的制度保障，当“赚了钱会不会被算旧账”成为很多人心里的疑问，直接的结果就是大量民营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向“资产保值型投资”，甚至选择撤离实体产业，民间投资的增速自然会持续下滑。一个1亿多户市场主体组成的庞大经济生态，一旦创业创新的信心被冻住，想要重新激活，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

回归常识与制度固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破局路径

面对三重深层变局叠加的复杂局面，提振经济的根本出路，绝对不是继续出台更多短期刺激性政策，而是要回到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启动新一轮的市场经济思想启蒙，重新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关系，把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改革举措，通过制度的形式彻底固化下来，用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替代不断调整的短期政策，这才是从根源上提振信心、重建信任、稳定预期的核心密钥。

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路线重新旗帜鲜明地树立起来，把“两个毫不动摇”从政策表态真正落到制度和法律层面。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彻底落实对国企和民企的平等对待，全面贯彻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两大原则，废除所有针对民营经济的显性和隐性门槛，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恪守政府层面的契约精神，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只有让民营企业家真正感受到，自己的财产安全、经营自主权有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他们才敢放心地把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中去。

其次，要重新构建“有限、有为、能为、有效、有爱”的五有政府治理体系，彻底改变过去“事事都要管、处处都有为”的监管模式。政府的核心角色，是做好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公平竞争的维护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直接下场参与市场竞争的运动员。要建立跨部门监管政策的统筹协调机制，所有行业监管政策出台之前，都要充分评估对市场主体的影响，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和缓冲期，把握好政策调整的时度效，坚决避免不同部门政策叠加共振对行业造成意外冲击。

第三，要重新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伦理规范体系。市场经济本质上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没有普遍的商业诚信、契约精神和公平的社会伦理作为支撑，市场化经济体系就无法健康运行。要在全社会重新倡导尊重企业家、尊重创业创新、尊重合法财富的舆论导向，从根本上纠正否定民营经济、否定市场化改革的错误思潮，让“创业光荣、创新可贵”重新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最后，要稳步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层面的开放，用国际化的开放压力倒逼国内营商环境优化，重新稳定全球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留住存量外资、吸引新增外资，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牢牢守住中国的产业核心地位。

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指出，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释放出了明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信号。当前的中国经济，最不缺的是短期刺激政策，最缺的是长期稳定的制度预期。

只有把市场化改革的常识通过制度固化下来，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清晰地看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前景，才能真正把1亿多市场主体的活力重新激发出来，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稳住经济大盘，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以和平开放的姿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R].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2.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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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2022年10月)[R]. 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23[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根本问题不解决经济还会下行 市场化常识与制度固化的国研政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