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革命之魁万福来精神内核-万祥军 |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

同盟会先驱万福来精神内核——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主持人万祥军考据-缅怀“革命之魁”的一生！

图示：海墘古大厝是典型的闽南传统民居建筑

图示：1918年，爱国华侨万福来、万志高等人共同出资在浔美村创办了浔江小学。

在泉州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的街巷深处，两栋并肩而立的建筑静静伫立了近百年：一栋是1916年落成的闽南传统古大厝，青石雕就的“四君子图”仍在墙堵上泛着温润的光；另一栋是1937年建成的三层中西合璧小洋楼，门楣上“云台世胄”的黑底金字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研究中国智库：对话中国智库·国家智库，当地乡亲把这两处合称为“福来居”，这里正是近代著名爱国华侨、同盟会先驱万福来的故居。从12岁挎着篾筐沿街叫卖的贫寒少年，到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同盟巨擘”，再到返乡投身实业救国的乡贤典范，万福来的一生，是近代海外华侨爱国报国的缩影，也为闽南侨乡留下了一份跨越百年的精神遗产。

寒微出身：

从沿街叫卖的少年到闯世界的逐梦者

清同治五年（1866年），万福来出生于浔美村一户普通的务农家庭，父亲万所述以耕种滩涂薄田为生，家中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

童年的万福来只勉强读了几年私塾，12岁那年便不得不辍学谋生，每天挎着一只小篾筐，里面装上香烟、零食和本地土特产，穿街走巷叫卖，用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浔美临海，自古便是海丝之路上的重要渡头，往来的商船、走南闯北的客商从小就在万福来眼前铺展开一幅广阔的世界图景，贫寒的生活没有磨掉他的锐气，反而让他早早生出了“少有远志”的性格，不甘心一辈子困在滩涂之上。

十几岁时，万福来告别家人，沿着海丝商路向北闯荡，先后到上海、宁波等地谋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亲眼见到近代工业的力量，也目睹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屈辱；在宁波的码头商行里，他学会了经商的规则，也见识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

几年的闯荡让他彻底跳出了闽南乡村的局限，眼界和格局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之后他又辗转南下广州，在这座当时中国革命思潮涌动最激烈的城市里，一边寻找新的商机，一边接触到大量进步书刊和爱国人士，内心深处的报国之志越来越清晰。1893年，一次普通的就医经历，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时孙中山正在广州的诊所行医，身体染疾的万福来前去就诊，为他把脉的人恰好就是孙中山。两人恰好同岁，初次见面便相谈甚欢，从日常家事聊到国内局势，又从国内时事聊到环球大势，越聊越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次会面中，孙中山向他坦诚吐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要创立革命团体，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这番话像一道惊雷震醒了万福来，他当场热血沸腾，郑重许下誓言，此后必当以孙中山马首是瞻，全力支持革命事业。这次把脉问诊的相遇，让一个闽南贫寒少年的人生，从此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洪流紧紧绑定在了一起。

东渡创业：

从商界巨子到“同盟巨擘”

1894年，病愈后的万福来在孙中山的指引下东渡日本神户，正式开启了海外创业的生涯。凭借着闽南人敢闯敢拼的韧性和多年闯荡积累的商业经验，他很快在神户站稳了脚跟，创立了名为“新瑞兴”的商行。

商行最初以制造农业机械为主，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诚信经营的口碑，迅速打开了日本市场，之后又顺势拓展业务，转向电气、电机制造领域，成为当时日本华人商界中少有的涉足近代工业的企业。短短十余年间，“新瑞兴”的生意便“隆隆然”迅猛扩张，万福来也积累起了巨额财富，成为神户华人圈中声名显赫的一代富豪。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应孙中山的亲自邀请，万福来出席了同盟会成立大会，正式加入革命阵营。此时的他早已家财万贯，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对孙中山许下的承诺，几乎将全部身家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

同盟会办报宣传革命的经费、武装起义购置的枪械弹药、流亡革命党人的生活安置，处处都有万福来的资金支持。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大量日本华侨纷纷响应号召，有的捐款捐物，有的回国潜入内地宣传革命，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华侨革命力量，有力推动了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万福来也因此被同盟会同仁尊称为“同盟巨擘”。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后，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万福来因多年来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受到孙中山的高度倚重，被正式誉为“革命之魁”。此时的万福来完全有机会在民国政府中担任高官，但他却始终淡泊名利，不愿涉足政坛。当孙中山发出“实业救国”的号召后，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做出了选择：束装归国，把自己积累的财富和经验带回祖国，用实业建设的方式，为百废待兴的中国打下坚实的工业基础。

实业兴乡：

扎根闽南的建设者与开拓者

回到家乡泉州的万福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闽南的建设当中，从电力、交通到农业、教育，几乎所有关乎民生的领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18年，万福来联合万志高等当地华侨，共同出资在浔美村创办了浔江小学。为了让家乡的孩子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他凭借自己在华侨圈的声望，聘请了一批当时闽南顶尖的教员到校任教，让浔江小学成为当时泉州东部声名远扬的名校。

为了解决学校长期的办学经费问题，1927年他又出资围海造田200亩，修建鱼塘埭，挖筑三口大鱼塘，全部作为学校的永久校产，田地和鱼塘的租金全部划入学校经费账户，彻底解决了学校的后顾之忧，让贫寒家庭的孩子也能免费上学，直接推动了城东一带文教事业的快速发展。

20世纪30年代初，泉州唯一的发电企业因经营不善停产，全城陷入大规模停电的困境。万福来立刻联合蔡子钦、陈清机等知名华侨出手接手，改组创立了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泉州第一家侨资创办的电力企业。

他亲自牵头扩建发电厂房，从英国引进先进的柴油发电机组，又从德国购置优质的煤气发电机组，让泉州的电力装机总容量从原来的140千瓦猛增至380千瓦，用电用户从800余户跃升到1400余户，直接为泉州近代工业的起步注入了强劲动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泉州电气公司被日军层层封锁，燃料供应几乎完全中断，万福来多方奔走筹措物资，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封锁线运回发电用的煤炭，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维持着泉州城区的稳定供电，为抗日支前的通讯、医疗、军工生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障。

除此之外，万福来还参与创建了福建省最早的民办汽车运输企业——泉安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独资在泉州城南创办“伍堡杉行”发展建材木业，捐资修建了从浔美到瑞峰岭的公路，彻底改变了家乡乡亲出行靠走土路的历史。他还是闽南最早的一批环保先行者，见浔美村临海，滩涂盐碱地多，便买来上百株榕树苗，沿着村道间栽种植，多年后形成连片的防风绿荫带，既固住了盐碱地的水土，又为乡亲们提供了夏日纳凉的好去处；

他还出资在近海处修建高大的海堤，挡住了肆虐的风暴潮，保护了沿海的农田和民房，让浔美村从此不再受海水倒灌之苦。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件件都暖到了浔美乡亲的心里，大家都不叫他的大名，而是亲切地唤他一声“马来叔”。

百年留痕：

建筑里藏着的人生底色

1916年，万福来在家乡浔美村开建自己的第一座宅邸——海墘古大厝。这是典型的三间张两落单护厝格局的闽南传统民居，硬山顶、砖木石混合结构，大门墙堵上的青石雕松、梅、兰、菊“四君子图”雕工细腻，门当处的古代人物浮雕栩栩如生，处处透着闽南传统建筑的考究。他特意在护厝旁修建了书斋和小园林，供家乡的孩子们读书使用，希望能让更多浔美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1937年，年逾七旬的万福来又斥资在古大厝的后方，建起了那栋三层的中西合璧小洋楼。小洋楼的建筑材料全部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浔美古渡头，再由挑夫们一步步运进村，所有建材都选用最上乘的质地，外观装饰却极为素雅，完全符合万福来一生“朴实、实用”的行事原则。

小洋楼大门的门匾上，“云台世胄”四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是因为浔美万氏的先祖是东汉开国名将万脩，他是光武帝刘秀麾下“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万福来特意将这四个字刻在门楣上，既是对先祖的纪念，也是时刻提醒自己传承家族忠勇报国的底色。

1943年，万福来在家乡安然辞世，享年77岁。他的墓志铭由清末民初的三位温陵名士吴增篆盖、汪煌辉撰文、曾遒书丹，黑页岩的石碑上刻满了他一生的功绩，如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浔美万氏家庙之中。他去世之后，小洋楼山墙上那尊灰塑的雄鹰后来渐渐湮没在岁月里，但他留下的事业和精神，却始终在浔美这片土地上延续着。

精神传承：

跨越百年的“马来叔”力量

时至今日，浔美社区的乡亲们提起“马来叔”，言语间仍满是敬意。万福来身上浓缩的，正是近代闽南华侨最珍贵的精神内核：敢闯敢拼，从贫寒少年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商业天地；爱国赤诚，为革命事业散尽家财毫无保留；恋家重乡，把后半生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家乡的民生建设当中。这种精神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新一代浔美人身上得到了新的延续。

如今浔美社区的年轻一代，开始用短视频、新媒体的方式重新讲述万福来故事。浔美万氏族裔万淑华开通“泉州卖花姑娘”抖音号，用生动的镜头记录“福来居”的建筑细节，讲述万福来生平往事，吸引了6.5万粉丝关注，让这位百年前的“革命之魁”，重新走进了年轻一代的视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自发拍摄短视频推介万福来故居，让更多人知道泉州城东的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过这样一位散尽家财支持革命、扎根家乡建设的爱国华侨。

从1866年出生到1943年辞世，万福来的一生，横跨了旧中国最动荡的半个多世纪。他没有留下高官厚禄，也没有留下富可敌国的家产，却留下了一所百年名校、一座城市最早的电力根基、一条方便乡亲出行的公路、一道挡住风暴潮的海堤，还有两栋写满故事的“福来居”。

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革命之魁”，从来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大人物，而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脚下这片土地和身边人民的赤子。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至今仍是闽南侨乡最珍贵的文化财富，也将继续激励着后来的人，敢闯敢拼，爱国恋家，把自己的力量汇入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

从私人医患之交到革命事业的生死与共

万祥军：同盟会先驱万福来与孙中山日本交往史考据

在现存的辛亥革命史料中，关于万福来与孙中山在日本交往的细节记录，大多散见于日本神户华侨商会档案、同盟会早期会员口述史料以及万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家族记忆之中。这些跨越百年的碎片拼接起来，恰好还原出一段被历史烟尘遮蔽的珍贵往事，让我们得以看见，当年那位在广州诊所里为他把脉的医者，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他毕生追随的革命领袖，也让“革命之魁”这四个字背后的分量，变得更加具体而厚重。

神户的“新瑞兴”：同盟会在日本的秘密联络站

1894年万福来抵达神户之后，并没有立刻投入商业经营，而是先按照孙中山的嘱托，在神户的华人街区租下了一处不起眼的民居，一边学习日语熟悉当地环境，一边暗中帮孙中山联络在日的爱国华侨。

当时孙中山刚刚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国内的革命活动屡屡受挫，被迫流亡日本，神户作为日本对华贸易的核心港口，聚集了大量来自闽粤两地的爱国华侨，恰好是兴中会向海外拓展的绝佳支点。万福来的“新瑞兴”商行正式开业之后，表面上是经营农业机械和电气设备的贸易公司，实际上却成了同盟会在神户最重要的秘密联络站。

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1905年日本警视厅外事监视档案里，有一份标注着“清国人万马来”的监视记录，里面提到“该人经营之新瑞兴商行，常有不明身份之清国人士深夜到访，往来人员多操南方口音，疑似从事秘密结社活动”。

这份档案恰好印证了万氏家族代代相传的记忆：当年“新瑞兴”商行的二楼，专门留出了一间密室，里面常年备着床铺、干粮和药品，但凡国内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第一站几乎都会先到这里落脚。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夕，黄兴、宋教仁等人从湖南辗转抵达日本，最初的半个多月，就一直住在“新瑞兴”的密室里，所有的食宿开销全部由万福来承担，连他们之后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的路费，都是万福来亲手塞到他们手里的。

孙中山本人更是“新瑞兴”的常客。据万福来的孙子万善严回忆，家族长辈曾经多次讲起，孙中山每次从东京到神户，从来不住当地的酒店，直接就住在“新瑞兴”商行三楼的房间里。万福来特意安排了最信任的伙计负责孙中山的安保，商行门口永远摆着一个卖闽南特色小吃的流动摊位，摊主其实是同盟会安排的暗哨，但凡有可疑人员靠近，摊位上的蒸笼就会立刻被掀翻，用这个暗号通知楼内的革命党人紧急转移。

有一次日本警视厅的密探突然上门搜查，万福来直接把孙中山藏进了商行仓库里一个装电气零件的大木箱，自己站在门口和密探周旋了两个多小时，硬是没让他们踏进仓库半步，直到密探撤走之后，才把憋得满头大汗的孙中山从木箱里扶出来。

倾家荡产的支持：革命背后的“隐形金库”

在同盟会早期的所有经费来源里，万福来的个人投入，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前，同盟会急需一笔巨款购买枪械弹药，当时孙中山辗转在欧美各国华侨之间募捐，筹到的款项连所需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急得连续几天寝食难安。

他从东京连夜赶到神户找到万福来，刚把事情说出口，万福来连一句犹豫的话都没有，当场就拿出了自己名下“新瑞兴”商行的全部地契和资产证明，让身边的伙计立刻去银行抵押，短短三天之内就筹到了起义所需的全部经费。

这笔钱后来全部被换成枪械，通过日本的商船秘密运进了广州，为黄花岗起义的爆发提供了最核心的物资支撑。事后身边的朋友都劝他，不能把全部身家都砸进革命里，万一失败了，以后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万福来只是笑着回答：“我当年在广州看病，先生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要醒过来，总得有人先豁出命去’，我万贯家财算什么，能换国家一个新的未来，值了。”

日本神户华侨商会1912年的内部清算档案里，有一份关于“新瑞兴”商行的资产统计记录：190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六年间，万福来累计为同盟会支出的经费，折合当时的日元超过27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足以买下神户最核心街区的整整十栋商业楼宇。

为了支撑革命，他甚至不得不缩减商行的业务规模，把原本计划拓展到东南亚的分店全部关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金全部投入革命事业里。也正是因为这份毫无保留的付出，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第一时间就给万福来寄去了亲笔题写的“革命之魁”匾额，这块匾额后来一直挂在“福来居”的大厅正中央，可惜在特殊年代不幸遗失，只留下万氏家族代代相传的记忆。

神户华侨圈的动员：

一场跨越山海的革命共鸣

万福来在日本经营多年，在闽粤华侨圈里拥有极高的声望，他亲自出面动员的华侨，几乎没有人不愿意为革命出力。

现存的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录里，有超过60名来自泉州、漳州的华侨会员，全部都是万福来亲自介绍入会的。他经常在“新瑞兴”商行里举办闽南同乡聚会，表面上是请大家吃家乡菜、叙乡情，实际上是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远在海外的华侨才能真正挺直腰杆做人。

1908年，同盟会在神户举办大型革命宣讲会，当时日本警方接到线报，准备到场抓捕所有参会人员。万福来提前得到消息，立刻安排所有参会的华侨分成十几支队伍，假装成去海边踏青的游客，分批乘坐不同的电车离开会场，自己一个人留在会场门口和警方周旋，被日本密探关押了整整三天，最后还是神户华侨商会集体出面担保，才把他救了出来。出狱之后身边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却毫不在意，还笑着和大家说：“我这条命当年在广州就已经交给先生了，关我三天算什么，只要能让革命的火种烧起来，我什么都不怕。”

正是因为有万福来这样的华侨作为纽带，辛亥革命的火种才能从国内一路蔓延到海外，让无数原本只关心自己生意的普通华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定在了一起。这份从神户萌发的革命共鸣，后来顺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传到了东南亚，传到了欧美，最终汇聚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滔天巨浪。

最后的告别：1924年的北京之约

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北京，商议召开国民会议的相关事宜。当时已经回到国内在泉州兴办实业的万福来，接到了孙中山的亲笔邀请信，信里特意提到“多年未见，盼兄来京一叙，共商建国大业”。

万福来接到信之后立刻收拾行装，准备从泉州出发前往北京，结果走到半路就接到了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噩耗。据万氏家族的长辈回忆，当时万福来在旅馆里接到消息，当场就失声痛哭，整整三天水米不进，对着北京的方向长跪不起。

他最终没能赶上孙中山的葬礼，回到泉州之后，特意在“福来居”的小洋楼里布置了一间灵堂，里面常年摆放着孙中山的画像，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到灵堂里上一炷香，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他1943年去世。他经常和自己的子孙说：“我这一辈子，最庆幸的就是当年在广州的诊所里遇到了孙先生，没有他，我万福来不过是个赚点小钱的商人，是他让我知道，人这一辈子活着，除了自己的小家，还有一个更大的家要去守护。”

这段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交往，从1893年广州诊所里的一次把脉开始，到1924年未能成行的北京之约结束，没有留下太多轰轰烈烈的公开记录，却藏着近代中国革命最动人的一段往事。它让我们明白，辛亥革命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传奇，它是无数像万福来这样的普通人，拼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一点点攒出来的光明未来。 

参考文献

泉州市丰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丰泽区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万徵君廷璧墓志铭[Z]. 泉州浔美万氏家庙藏黑页岩石刻, 1943.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 福建华侨史资料汇编·民国卷[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泉州市电业局. 泉州电力工业志[M].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1998.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中国同盟会史料陈列馆. 同盟会华侨会员史料集[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泉州浔江小学校史编写组. 浔江小学百年校史[R]. 泉州: 浔江小学, 2018.

万祥军. 华侨先驱万福来的革命与建设之路[J]. 国研政情智库专题研究, 2025(6).

同盟会革命之魁万福来精神内核-万祥军 |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